作者：王展蕾 單位：臨沂師范學院沂水分校

在當代文壇，李銳是一個具有自覺藝術追求的作家，《厚土》系列轟動文壇后，作者就在思考：“無論在作品內涵還是在敘事形式上都要有的超越，要在創作上有一種總體的超越。”作者有意離開了《厚土》的創作背景———呂梁山區，完成《舊址》，才重新回歸呂梁山區，進行新系列“行走的群山”的創作。自《厚土》發表六年之后，作者推出了《無風之樹》，作者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超越了自己”。從內容上說，《無風之樹》最初的“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一個短篇小說《送葬》，作者將其從四千字拓展到十一萬字；所以說，這是一個“重新敘述的故事”，內容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從四千字到十一萬字的跨度，真正考驗的是作者的敘事策略，同時作者的敘事策略使其真實地體驗和享受了創作的自由和豐富。《無風之樹》文本中，形式結構上有了獨特的創新，這種創新有助于文本意蘊的表達，同時也是作者強烈的生命、文化體驗的呈現。文本在內容的把握、作者對現狀的思考方面極富藝術的張力。

1第一人稱變化視角的敘述策略李銳在《無風之樹》后記中承認文本中第一人稱變換視角的敘述方法是對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借鑒,但是卻不能說，這就是誰的“副本”。李銳在六年的創作過程中，用盡心血，從而“獲得更強烈、更豐富也更深刻的自我體驗的表達”。《無風之樹》文本中第一人稱“我”與第三人稱“他”交替出現,第一人稱“我”的敘述都是由作品中的十二個人物（暖玉、矮人坪各色男人、劉長勝、拐叔、毛驢及傻子等）來承擔,全書共六十三節,“我”的敘述占了五十八節；“他”的敘述有五節,只由苦根兒一人承擔，由此可見，“我”的敘述占絕對優勢。這樣敘述人稱的安排是十分有意思的，對于同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反復敘述，從形式上來看，文本變得繁復凌亂，甚至支離破碎，但是，在內容方面卻互相補充、互相融合、互相對抗、互相拆解，有一種強勁的凝聚力，敘述表達擁有厚重的豐富性。對于人物的劃分，也是有意義的。十二個人和一個人的對比，這似乎是極不平衡的對比，卻融合了作者深刻的隱喻性信息。

2內涵之一：兩種話語的對抗作者在后記中談到，“‘文革’已經成為一切故事和敘述的中心”。作者在《無風之樹》中選取的兩種敘述人稱，其中的苦根兒，無疑就是文革話語的代表者和執行者。第三人稱的只有苦根兒一個人，可是，他的話語力量是十分強大的。他的存在已經被異化成一個政治符號,在身體的感官方面，作者幾乎淡化掉了他所有的人性的東西———對于死亡,他認為“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生命結束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對于愛情,他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女人是妖精”。作者對于他，使用了冷漠的第三人稱進行描述。苦根兒的話語是政治性的，是官方的語言，它們是權力的象征，無形有形的都給矮人坪以文革政治的壓力。這種話語是無法和民間話語融合的，必然遭到民間話語的反抗。十二個“我”，是來自民間的聲音，是與矮人坪的貧困、落后以及苦難、死亡聯系在一起的。作者認為“貧困是一種客觀現狀，苦難是一種人心體驗”。民間話語所代表的，不僅是客觀的山窮水枯，更代表的是歷史順承下來的、“文革”浩劫帶來的苦難處境和精神困境。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的撞擊和對抗無處不在———生活方式、道德觀念、思想情感,這些對抗無需有意識的進行，相反更多的是在無意識中完成的，矮人坪所謂的“落后、愚鈍、無知”是對文革話語最強有力的抵制，這些也正是文革政治話語要改變和革命掉的。兩種話語的對抗，一方面是進步的政治話語———具有強勢的力量；一方面是落后的民間話語———處于弱勢，需被改造。從形式上看，政治話語的統領姿態高高在上，可是，真正在兩種話語相遇的時候，政治話語卻在無形中被民間話語包圍、消解。

3內涵之二：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建構起兩種不同的話語世界，這兩個不同的世界支撐兩種不同的歷史意識形態：廟堂的與民間的。作者在小說文本之前，精心設計了一個小序，羅列了四個人對世界的不同看法，從中折射出廟堂和民間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比：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著那面迎風招展的旗子，對眾僧解釋世界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矮人坪生產隊長曹天柱無論高興還是生氣，都只用一句話總結世界：“我日他一萬輩兒的祖宗”拐老五在人生最后的一瞬間總結世界的時候，只用了兩個字，其實只是被他弄出來的一個聲音，那只被他坐了許多年的小凳子，在倒下去的同時發出了一個輕微響聲———“咔當”。

廟堂的歷史意識形態，毫無疑問體現在苦根兒身上。苦根兒，是一個根正苗紅的人物，他的意識中，自覺地把自己提升到了革命的、政治的高度。他的話語是口號式的，他的生活是苦行僧似的，他的追求是“清理階級隊伍”，理想是“改天換地”。在他的意識中，只有綱領、條例、指導，是一切狂熱的政治追求。他自覺地成為一個可怕的符號，在他知道拐叔上吊自殺之后，絲毫沒有一點同情，反而一再強調“我真沒想到咱村的階級斗爭會這么負責，太復雜了”。劉長勝，無疑也是廟堂的化身，但是，他和苦根兒不一樣，他更多的融入了矮人坪的現狀之中。

民間的歷史意識形態，其潛在的力量是強大的。隨著時間的積淀，民間意識復雜、矛盾卻又相互調和地兀自存在著。矮人坪的農民，樸實、善良、堅韌，卻也愚昧、怯弱、無知。他們身上有天生的生理極限，最基本的生存是他們的最大追求———吃飯、睡覺、養孩子。他們不敢反抗政治上的權威，卻又形成他們獨有的“公妻”制度。民間歷史意識的潛在力量不可忽視，優質的、純樸的東西自然而然的發展下來，丑陋的、骯臟的東西也堅韌頑固的繼承著。廟堂歷史意識和民間歷史意識的對抗，是隱含在文本中的———作者設定了不同的敘述人稱，使用了風格各異的話語。廟堂意識，不停地在作者改變民間意識中努力，但是，民間歷史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公然的反抗和挑釁，在綿軟悠長的生活中就將廟堂意識慢慢地解構了。矮人坪的“瘤拐”們與上級派來的“大個”干部在生理上的對比就暗示了民間世界與廟堂世界的關系，拐叔的憤怒是民間世界與廟堂世界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激化、爆發。作者在后記中寫道“當人被積壓到最低點的時候，當人被生存的處境幾乎還原成為動物的時候，對于處境和出境的體驗才被最大限度地凸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