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早 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語言文學系

1813年，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在一篇關于翻譯的不同方法的演講中提出了兩種翻譯方法：譯者要么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而讓讀者向作者靠攏；要么盡可能不去打擾讀者，而讓作者向讀者靠攏。這次演講被意大利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看作是異化翻譯興起的標志。異化翻譯法是故意使譯文沖破目的語常規，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具體說來，異化翻譯法包括以下特點：（1）不完全遵循目的語語言與語篇規范；（2）在適當的時候選擇不通順、艱澀難懂的文體；（3）有意保留源語中的實觀材料或采用目的語中的古詞語；（4）目的是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經驗”。[1]近來的翻譯研究中，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èLefevere）編撰了關于德國翻譯傳統的專著[2]。蘇珊•巴斯內特（SusanBassnett）在其著作《翻譯研究》中提出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盛行于歐陸的三種翻譯類型，[3]即(1)出發語原文至高無上，翻譯或者作為學術活動，例如圣經的翻譯，或者作為鼓勵讀者回到原文的工具；(2)譯者高度自由，可以選擇、改編原文，只把譯者希望主觀傳達的內容傳遞給目標語讀者；(3)翻譯通過特意營造的陌生性，使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即施萊爾馬赫的理想。此外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在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中將異化翻譯理論單列成章，名為“Nation”，其中回顧了它興起的歷史及對英美文化的影響。以上對翻譯史的研究表明，起源于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理念，在以英法為代表的眾多歸化翻譯理論中獨樹一幟。本文試圖探討這種具有典型性的翻譯理念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一、民族主義

法國大革命后，歐洲封建制度開始崩潰，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德國經濟落后、小邦割據，全國四分五裂，在文化上和經濟上呈現出異常的參差錯雜。東普魯士還殘存著農奴制；西德意志從17世紀以來一直處在法國的勢力之下；1806年，拿破侖攻入德意志，拿破侖的軍事勝利引起德國人民強烈的反法情緒，在這種迫切希望國家統一的愿望下，德國發展了具有獨特內涵的民族主義。不同于17世紀起源于英國的民族主義的原始意義，在德國，人民、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的概念取代了英國民族主義中的公民權、個人自由、憲政民主及有限政府。這種民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法國抵制的結果，同時反對啟蒙思想推崇的理性至上。德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復興德國民族精神”的口號，也恰恰是國家支離破碎、缺少民族自信的折射。追尋民族意義，探求民族使命，強調個性和情感，德國民族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交相輝映。法國作家斯塔爾夫人在其著作《論文學》（1800年）和《論德國》（1810年）中，提出了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的問題，后來成為浪漫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

弗朗茲•博厄斯在其著作《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中認為：“‘民族主義’一詞含義模糊。它被用來表示團結的感情，以及作為公民為國家的利益而獻身的感情。它也用來指一個民族的渴望，即為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統一而感覺它的文化一致。”[4]50“德國的愛國者過去和現在一直在為建立一個所有操德語的人民的同盟帝國而奮斗不息。……語言和民族常被視為是一致的，這是從語言社團中抽象出來的，具有高情緒價值，并通過思想、情感和活動，通過政治權利意識和對本群體生活的獨立控制權的渴望得到加強。”[4]57-58由此可見，施萊爾馬赫對語言和翻譯的重視，根源于深沉的、甚至是激情式的民族情懷。在德國的知識分子力圖挽救本民族自信的同時，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懷有一種敏感的寬容，這種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是對法國霸權地位的挑戰，也是弱小的德國追求平等過程中必然懷有的小心和謙虛。威廉•亞當斯在其著作《人類學的哲學之根》中對此做出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英法強大的國家力量和穩定的君主統治，使其進步論思想家傾向于以社會和政治術語思考進步的概念；而同時期弱小、分裂的德國，不能為德國思想家提供政治意義上穩固的社會基礎，但是用藝術、文學和哲學上的輝煌成就開辟了另一種對“進步”概念的解讀方式，他們“堅持認為任何民族最基本的東西不是他們的社會政治機制，而是其思想和表達模式。……他們認為每個民族和他們的文化應該是為了其自身的緣故去被研究和領會……每種文化首先必須理解為是其自身特殊歷史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世界，德國人不僅僅為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歷史著迷，也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引。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去發現共同的特征，相反，是去發現每種文化的獨到之處，他們稱之為Geist。”[5]8

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

浪漫主義產生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其興起同這一時期的德國古典哲學、美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潮關系密切。德國古典哲學夸大主觀作用，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強調人是自在自為的、絕對的、自由的。這些哲學觀反映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發展的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要求。它提高了人的尊嚴感，喚起了民族的覺醒。在這種哲學基調下，注重主觀性和自我表現、描寫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回歸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自然、重視“純樸”的民間傳統、對異域風情的向往等，構成浪漫主義的主要特征。當時社會的動蕩和變革加強了浪漫主義作家的歷史感和民族意識，他們往往選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表現出對民族命運的極大關懷。浪漫主義從極端的個人主義開始，反對啟蒙思想家所強調的普遍理性；在德國浪漫主義卻有另一種特殊的發展，形成一種對“集體理性”、民族群體的渴望。德國浪漫主義者強調“歷史”，強調文化的個性，他們認為啟蒙思想家的國家是機械的、功利的，國家只是個人對利益、幸福等追求過程中形成的消極的契約產物，而不注重最原始個體的精神與情感。

對浪漫主義者而言，國家不僅僅是被動的受制于律法的社會組織，更是以語言和文化的一致為特征，像神所創造出來的個體一樣，既廣大且強而有力，是所有個體的本源，其存在是神意的一種顯現。羅素在論述浪漫主義時談道：“他們感覺每個民族有一個團體魂，只要國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樣，團體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熱烈支持它。……民族原則是同一種‘哲學’的推廣，一個民族被假定成一個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種‘血緣意識’。馬志尼經常責備英國人沒給拜倫以正當的評價，他把民族設想成具有一個神秘的個性，而將其他浪漫主義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尋求的無政府式的偉大歸給了民族。[6]赫爾德將歷史視為所有人類共通的有機演變，而顯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于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對赫爾德而言，“民族精神“這種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較其它民族更具優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價值。[7]540-541歌德則提出世界文學的觀念，并進一步指出：在民族文學的世界性交流中，翻譯至關重要。“如果不需要知道地方特色和理解其語言就能置身遠方，如果不需要研究歷史就能感同身受地觀察異域文學，如果我們能了解一個時代的品味、一個民族的意義和它的天才，則我們必須感謝那些畢其終身經歷孜孜不倦的譯者。”“只有尊重每個個體和民族的特性，才可能達到真正博大的寬容。我們應銘記真正的價值屬于人性這個整體。德國人對此已有所思考。懂得和研究德語的人會覺得自己在市場上，這里每個民族都提供他們的商品，譯者作為媒介同時豐富著自己。我們這樣看待譯者：他是這種精神貿易的中間人，他生來就是為了促進這種交流的。不論你談及翻譯的哪些不足，在這個貿易世界里，翻譯一直是最重要和最有尊嚴的職業。上帝給了每個民族一個講他們自己語言的先知。譯者是他的同胞的先知。”[2]24-25歌德本人的晚年創作也是在世界文學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他認為東方保存了自然狀態，有在18、19世紀的歐洲難以見到的自然樸實的智慧和純潔完善的人性。1815～1816年間，受14世紀波斯詩人哈菲茲（Hafis）的影響，歌德的《東西合集》（West-?stlicherDivan）結集成冊，收錄的詩歌保留了大量外來的人名、地名、典故和比喻。歌德認為，只有通過東西方的對照乃至對立才能產生詩的力量，把本土和外來的人與事混雜在一起才能產生詩的魅力。詩不是貼近讀者，而是與讀者保持距離。讀者要享受詩的美，必須克服這一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