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斐

2011年9月27日至29日，第四屆世界儒學大會在山東曲阜隆重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韓國、美國、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愛爾蘭、奧地利、澳大利亞、巴西、德國、哈薩克斯坦等16個國家和地區、83個學術研究機構與團體的近200位專家學者，在民主、開放、和諧的學術交流氛圍中，圍繞“儒學的普世價值與社會文化發展”這一主題，就“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儒學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儒家思想及其普世價值”和“道德禮義與人文教化傳統”四項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一、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

“儒學的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是本屆儒學大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首先，不少學者運用新方法或新出土的材料對儒學的價值取向做了較為新穎的詮釋。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提出，儒學的價值認知包含文化、倫理與管理三個層次。儒學雖以倫理為其體系的中心，但卻基礎于人性的自然體現，創造了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繁榮的生活世界。在此一文化生活的基礎上，倫理的秩序方得以建立，人性的善也得以透過教育啟蒙與自我修持逐漸實現與完善。但要到達一個整體的或群體的價值秩序，就不能不提供一個創造價值、維護價值的生活環境，倫理秩序的持續發展也就自然導向了政治秩序的發展，此即管理層次的出現。所謂管理即是經外在治理以達內在轉化的中心價值，必須做到維護倫理秩序與提升文化生活的兩個重要目標。中國孔子研究院楊朝明研究員從周文王“寶訓”的發現、周代的“中道”傳承、孔子所謂刑罰之“中”、孔子的“時中”智慧等方面，探討了清華簡《保訓》所記載的周文王遺訓與儒家“中庸”思想的關系。復旦大學李若暉教授以“德”“位”之分合，著重探討了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后，孔孟對周禮的創造性轉換，以及由此而奠定的華夏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審楊海文等指出，孟子對君臣關系的新建構，一方面經由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的論述，凸顯了對抗的一面;另一方面通過師、友、事的評析，顯示了合作的一面。既對抗又合作的復雜關聯，現實地展開于士階層參與政治的具體實踐之中。孟子器重師道，強調智識分子以道尊于勢的理想來應對勢強于道的現實，從外王轉向了內圣。這實質上是孟子的義仕派立場以及王道政治學遭遇現實困頓之后的必然轉向。中國孔子研究院孔祥林研究員以十六國和北魏為例，分析了儒家思想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團結中發揮的重大作用。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高瑞泉教授分析了現代新儒家最重要代表人物的平等觀念，認為就對待平等與傳統的關系而言，他們雖然總體上持“返本開新”即回復到原點的姿態，但是其新方向卻是指向現代性的民主。

在對儒學的價值取向進行詮釋的同時，也有學者關注儒學的價值取向對于當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宋志明教授認為，儒家文化有重視教育、尊重知識的優良傳統，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積累知識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強不息的精神與當代的科技創新也不矛盾。儒學重視價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山東師大齊魯文化研究所王鈞林教授和曲阜師大駱承烈教授均認為儒家“五常”有永恒的價值，不應和“三綱”一起拋棄。王鈞林教授認為“五常”在千百年的“選優淘劣”過程中，形成了跨時代的穩定內核，成為民族精神、民族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對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進行一番創造性的轉換，更新其不合時宜的內容，增加現代性的因素，融會貫通，綜合創新，推出與現代社會相合的“五常”。南開大學張榮明教授認為傳統儒學有民間儒學和官方儒學兩種形態。由于儒學的主要功能是守成而非進取，因而它不可能承擔起當前中華民族富國強兵、制度創新的使命，這意味著儒學仍將居于民間儒學的地位。但這并不是說民間儒學沒有存在價值，也不是說當前儒學沒有用武之地，僅僅是說儒學居于民間地位。臺灣云林科技大學吳進安教授從儒家王道思想入手，探討了王道思想的內涵和價值系統以及王道思想對人類文明與新秩序的可能貢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俞榮根通過對“中華民族崇拜問題”課題12280份問卷的統計分析，認為孔子在“已成為民族崇拜的歷史人物”中居于前列，當今中國民眾中存在著對孔子“崇拜”的意愿和趨向，孔子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代表。另外，還有學者就儒家孝道思想與社會和諧、儒家道德價值與當下社會、孟子經濟思想對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啟示、當代儒家社會組織的歷史使命定位和建設、現代管理最優化理論與儒家相關思想及其內在聯系等內容進行了研討。

二、儒學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

在今天如何發展和創新儒學、發展和創新了的儒學對當代文化建設能夠提供哪些資源、發揮什么作用?是與會代表討論比較熱烈的又一議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吳光指出，在新世紀儒學復興運動中，新儒學的理論形態將不是一家獨大，而是百花齊放、多元并存的。面向生活實踐的“生活儒學”與重視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學”提供了一個可能深入社會生活與大眾理性的發展方向。印度尼西亞孔教總會會長陳克興先生認為，儒學要從象牙之塔里解放出來，以道德、智慧的姿態出現，走向民間成為人民的精神力量。新加坡國立大學陳榮照教授提出以弘揚儒家文化理念為己任，重建安身立命之儒學道統，返本開新，由內圣開出民主政治和科學的新外王:把儒家的仁政王道落實到法制層面，將其發展為民主政治的政統;并開展“知識之學”的統緒，即所謂學統，把儒家道德人文與現代科技、現代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從而體現出儒家文化理念返本開新的時代意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朱漢民教授等指出，儒家人文信仰由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創立，它對于安頓中國人的心靈、安排人間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基于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病、傳統文化自身的延續性及信仰世俗化等因素，如何繼承、重建儒家人文信仰以解決現代信仰危機，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臺灣中華倫理教育學會會長孔祥祺呼吁，中華文化的精髓為儒學，儒學的振興與創新是兩岸共同的時代使命。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楊義研究員指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應該貫通古今、融合中西，激活多元文化要素的活力，包括孔子那些符合中國國情、維系中國文化命脈、只要經過現代闡釋即可煥發活力的重要理念和智慧形式，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建構我們現代大國博大精深而又充滿活力的文化創新體系。韓國大真大學講師蔡夏妍分析了電影《孔子》的故事敘述特征及其文化產業方面的意義，指出電影《孔子》啟示我們:儒家文化內容可以推動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上的人物及史實通過講述再創造出優秀的文化內容，這樣的工作不但可以促進旅游產業的發展、也可提高國家經濟的附加價值，進一步發揚國家品牌。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講師阮玉詩從系統、類型等方面比較越南本土文化與儒教文化，探討了越南傳統文化與從中國借來的儒教文化之間交流的內容、形式、性質、發展規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