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天明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 西北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格調和性質越來越不確定，這使得社會變遷研究早已成為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社會變遷”既泛指一切社會現象的變化，又特指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既指社會變化的過程，又指社會變化的結果。一方面，社會變遷是指向于社會本身或社會結構的具有某種明確特征的改變，不管這個明確特征是一種規范還是關系，［１］４它是一種作為整體性的事實陳述而非價值判斷；另一方面，和發展概念一樣，社會變遷也是一個具有比較屬性的整體性概念，很難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變遷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時，不同民族各自的變遷、發展道路，又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總體性問題，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２］２５共同使整個社會變遷呈現出多元而豐富多彩的人文畫卷。

究其實質，社會變遷總要落腳于社會結構的變遷，其實體總是指向于社會及社會結構的。社會及社會結構并非空泛地存在著，因為所謂社會結構其實就是固化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這樣的分析理路就會在社會變遷的學理探討中突顯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觀念、欲望、動機和意志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變遷，費孝通先生說得更為直接和到位，他認為，“真正的社會轉變就是人的轉變”。［３］６１順此，我們認為，真正的社會變遷總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觀能動性得以彰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認為，所謂“變遷指的是一個族群在與其他族群的接觸過程中，新的觀念以及行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傳統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改變。”［４］１９８美國學者烏格朋（亦譯為奧格本）認為，“文化的物質器械有時可以脫離人類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類可以脫離文化而存在，便很難想像了。事實上人類與文化是同時發生的”。［５］８格爾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沒有人類當然就沒有文化，但是同樣，更有意義的是，沒有文化就沒有人類”。［６］６２這樣，我們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孫本文先生對社會變遷的界定，他曾經非常深刻地指出：“社會變遷，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與舊文化的改變。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會中的發明與他社會中發明的傳入。”［７］５６７事實上，文化是一個有序的意義之網和象征體系，社會的互動必須依據文化而發生，文化不過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已，［８］２３３而社會結構是行為的形式，是實際上存在的社會關系網絡，為社會自身互動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會結構不過是對于同一現象的不同抽象。在考慮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時，文化是從社會行為對于行為者的意義的角度來考慮的，而社會結構主要從對于特定社會體制功能的促進的角度來考慮。［６］１７７如此，則對于社會變遷的研究就會落腳于社會結構進而對于文化的分析。①作為民族發展的要素，也作為民族發展的過程和結果，文化及其互動是一個普遍存在于異文化之間的動態的過程，而且也是一種可以無限延續的過程。［２］１５０格爾茨甚至說得更為直白：“社會的形態即是文化的實體”。［６］３６以此來看，對于社會變遷進行文化視角的分析是一種必然的學理內涵。有時，相關的研究甚至還會直接以“社會文化變遷”來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圍，足見“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二者之間的唇齒關系，在很難將它們分開的時候，一般也會以“社會文化變遷”來指稱。［９］２但應該強調的是，它們兩者絕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變遷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舊文化的改變，［７］５８０是文化特質的累積變化和由此所引發的文化模式的變化。從文化特質綜合體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間來說，文化變遷是通過文化區（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ａ）［８］６０的位移和拓展得以體現的。社會變遷是舉凡自然物理條件和人文價值環境的變化，可以認為，社會變遷為文化變遷設置了可能的范圍，而文化變遷構成了社會變遷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進行民族社會變遷研究時，如何能夠將二者精細地區分開來是很見學術功力的。在筆者看來，大多的研究雖然名之為“社會文化變遷研究”，但實則是“文化變遷研究”。

筆者在相關的研究中曾經指出，西北少數民族社會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是面臨著“雙重擠壓困境”的，［１０］這種判斷來源于西北民族社會與我國整體性社會的某種“隔離”。當我們把某個民族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單位”和“場景”提出來并對之展開集中研究時，其間自然滲透著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取向，那就是對“他者”和“自我”之間“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區分（也許二者之間的“非自然性”區分更成為問題的根本和關鍵點）。這是一種具有人類學特征的“切割法”，［１１］１３５它將研究對象完全懸置在一個本來有著密切來往關系的區域性社會體系之外，使之成為一種想像中的理想類型。其實，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內部的混雜因素的基礎上對研究對象進行“深描”。如果說“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況下，昭示出其常態”［６］１８的話，那么這種英式社會人類學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認識“他者”有了某種可能；但另一方面這又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如果以一種文化史的靈感來考察，則“人類是在相互的關系中而不是獨立地營造他們各自的文化的”，［１２］１研究者如不能意識到研究對象其實是與外界有著長期互動的復合體，則自然就會將其主觀認定為一個獨立的“懸物”，這種人為性地放棄了歷史的縱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趨向，必然會遮蔽對于人文世界中豐富的融混內涵的關注，從而“閹割”了其長遠的歷史性存在和活脫脫的生命歷程的展示。

針對列維•斯特勞斯關于“冷”社會和“熱”社會的區分，美國人類學家羅納托•羅薩爾多指出，“那些努力劃分有歷史與沒有歷史社會的人們，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誤入歧途”，所謂冷社會和熱社會的區分只能是人為的臆造而非人類狀況的真實。［１３］２７所謂“變遷”總是要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背景之下，因此，對于民族社會變遷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無歷史化”，要避免掩蓋分析對象本來具有的豐富的生活面相的傾向。美國人類學家威斯勒心平氣和地說過，“一個民族無論在什么時間生活在比較孤立的狀態下，最終都會發展出自己的體形”，但他隨即就指出，這種體形會在外部入侵的條件下，“出現同化現象”，［８］３２２緊接著，整個過程又將重新開始。依筆者的管見，這里的“同化現象”即為借助于民族之間的長期互動而產生的文化變遷過程，這自然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會依賴于相互交流的關系和網絡。要牢記的是，文化的邊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邊界。埃里克•沃爾夫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一書中，以１４００年作為其研究的時間參照點，指出在這個時間點上，歐洲作為一種新的變化趨勢的核心力量已經開始迅速崛起，歐洲大陸以外的其他不同來源的社會組成和族群逐漸被卷入到這個全球性聯結的整體中。他以此是想說明，即便主觀地認為普通大眾是歷史過程的沉默見證人，他們也同樣是歷史過程的積極主體，所以，對于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沒有歷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觸與關聯、聯系與互動”［１２］８的過程中分析和發掘其鮮活的歷史，如果把這些社會和族群整體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這必然是一個虛假而非真實的現實。就此指出，在筆者看來，如果站在分支科學角度，民族社會變遷研究更多的是屬于民族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這也就內在地生發出民族社會學學科的研究視角問題，據筆者所知，對于這一問題，人們很少提到“關系的視角”，②這是不全面的。我們認同于歷史上業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難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區分，而對于民族社會和非民族社會之間的“非自然性”的區分則存有難以釋懷的心緒。這可以通過學人們對于民族社會變遷的關注及所蘊藏于其背后的價值傾向得到證實，其實，這是不可以也沒有必要遮掩的客觀事實。熟悉西方社會學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強調科學研究中應遵循價值中立的馬克斯•韋伯本人，也是價值關聯（ｖａｌｕ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原則的擁護者，在他看來，“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是在科學研究的不同階段分別發揮作用的兩個基本原則。我們選擇民族社會變遷研究，就是一種關聯于某種價值的表現，而當我們真正開始進行這種研究時，則需要恪守科學內的“禁欲主義”，只有這樣，研究者才可能不斷地調整“認識姿態”，［１１］９４從底層（基層）學術中發現和凝聚學術研究的根本動力和民眾力量，使研究者真誠地面對和不斷地調整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從而貼近被研究對象的思想常態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觀描述相關問題，對已有的理論預設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銳的追問，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實記錄和事實真相的基礎上有望建構新的理論和解釋框架。民族社會及其文化是民族社會成員心靈的一種客觀性構造。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在研究民族社會文化變遷時是在與客觀的文化現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區間和范圍里，他們要對用意識和理性來主觀地解釋人類行為及其文化的反應表示輕蔑。如前所述，社會變遷是一種事實描述。因此，選取適合的研究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在民族社會變遷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調查為主。當然，還會涉及到諸如文獻研究等方法，這里無意對文獻法再詳細談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