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福和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

一、走出象牙之塔的必由之路

30多年前,在共和國改革開放的前夜,當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萌芽開始出現在大學校園時,剛剛恢復高考的中國高等教育尚處在“精英”人才培養的時期。中國比較文學正是在那個充滿了光榮與夢想的時代,帶著滿身的“學院派”和“精英”之氣開始它的復興之旅,中國的比較文學教學也是在這種“貴族化”的氛圍中開始它的人才培養之路的。當時那種帶有“吃小灶”性質的、偏“貴族化”的精英式教育,培養了一批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質量上乘的比較文學的專業化人才。如今活躍在中國比較文學界的很多知名專家和學者都是那個時期培養起來的,他們用自己的業績驗證了大學的精英教育之品性。然而,當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新世紀進入大眾化時期后,盡顯“精英”姿態的比較文學卻顯然囿于“學院派”的身架而沒能跟上與時俱進的節奏。盡管已故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首任會長楊周翰先生早就指出:“中西比較文學起源不同。西方比較文學發源于學院,而中國比較文學(或萌芽狀態的比較文學)則與政治和社會上的改良運動有關,是這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首先結合政治社會改良,而后進入校園的。”①盡管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現任會長樂黛云先生早就強調:“中國比較文學從來就不是脫離現實,只是和極少數學術精英有關的學問,而是始終貫穿著關心人類、關心生活的人文主義精神。”①但是,在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心中,比較文學依舊是“精英”的、“學院”的。這既是比較文學深刻的內涵、廣闊的外延及玄奧的理論色彩所致,也與“學院派”色彩濃厚的西方比較文學的影響不無關聯。眾所周知,比較文學是文學研究。在大眾的心中,所謂“研究”肯定不是凡人所能,而非“精英”不可。

但是,“精英”也不是從天而降的,精英們也是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經過艱苦的努力,以自己對人類的貢獻而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后一步步登上“精英”這個寶座的。于是,在從大眾通往“精英”這個象牙之塔的路途中,就需要一個階梯,需要一座橋梁,需要一個中介,比較文學教學所充當的其實就是這個階梯和橋梁的角色,所起到的就是這個中介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假設比較文學研究是“精英”的話,那么比較文學教學就未必是“精英”的,起碼本科生教學不是。因為比較文學只是一名大學生四年生活中要學習的諸多課程中的一門而已,學習過比較文學的學生將來未必就會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它們之間既沒有因果關系,也沒有必然聯系,“精英”一說在比較文學本科教學中自然無法成立。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正處進入大眾化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也已從“精英型”過渡到“大眾型”。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直以“學院派”面孔出現的比較文學教學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如何轉型的問題:既然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是“大眾”的,那么中國比較文學的本科教學就不可能仍是“精英”的;既然“大眾化”的高等教育所要培養的是“大眾型”的人才,那么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培養目標也不可能與之相悖。在這樣一種趨勢下,如何走出以理論為核心的象牙之塔,如何擺脫“學院派”遠離大眾的面孔,如何避免把比較文學變成“比較玄學”,就成了大眾化教育背景下比較文學本科教學必須面臨且無法回避的現實。而如何讓本專業的學生喜歡比較文學,如何讓外專業的學生熟悉比較文學,如何將深奧的比較文學理論轉化成多數人都能參與其中的文學實踐,是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處在爭議之中的比較文學擺脫危機,走出窘境的當務之急,是比較文學本科教學如何適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由之路。

二、走出象牙之塔的實踐探索

早在新世紀來臨之時,中國比較文學界的有識之士就前瞻性地指出:“比較文學不僅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學科,而且是一種生活原則,一種人生態度:它不僅是少數人進行‘高層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應該普及于大多數人的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將成為21世紀棟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學生……都能具有這樣的精神,未來人類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就會更大。”②這里,前瞻者清醒地預示到比較文學轉型的必然趨勢:從一門學科到一種生活原則、一種人生態度,從精英文化到普及于大眾的人文精神,以及這種人文精神對人才培養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放眼國外,即便是恪守“學院派”之地的法國學者在設想21世紀時也希望“比較文學的教學不再是在一些可憐的學院里進行———靠單獨一個教授和他的助手盡其能力也只能講述很有限的幾個課題,……。”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非文科院校出現了文科專業,中國的非文科院校出現了向綜合院校進軍的態勢。很多院校掛的是非文科的牌子,其內涵已經與文科院校或綜合院校相差無幾了。在這類文化相對薄弱的院校中,文理知識的滲透,人文精神的培養和人文素質的需求比任何一個時代,比任何一所院校都來得強烈。而一向以跨越(尤其是跨學科)為己任的比較文學就在這樣一種大屏幕下凸顯了它“大眾化”的市場價值。以面向所有專業的大學生,貼近大學生活,與大學生促膝談心和平等對話為特色,以“大學生通識教育”為面孔出現的《大學比較文學》④就在這樣一種“市場需求”下應運而生。客觀地講,《大學比較文學》不是漢語言文學的專業教材,也不是以公共選修課的名義出現的人文素質教材,而是范圍更廣、要求更高的“通識課”教材。說它范圍更廣,是因為它的知識系統不僅能適用于漢語言文學專業,也能適用于非漢語言文學專業;不僅能適用于文科專業,也能適用于理工科專業;不僅能適用于本科院校,也能適用于高職高專等非本科院校。說它要求更高,是因為它的課程體系不僅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能用得上,非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也能用得上;不僅本科院校的學生能用得上,非本科院校的學生也能用得上。

例如,在比較文學的百年歷程中,形成了“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等類型,并且圍繞這幾個類型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大學比較文學》則回避了上述理論性很強的稱謂和內容,用“文學是一條交流互動的河”取代了“影響研究”;用“文學是一條平行發展的路”取代了“平行研究”;用“文學是一座立體交叉的橋”取代了“跨學科研究”。專業的理論講授完全被實踐性更強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專業的學生一經接觸即可產生興趣,形成共鳴。再如,在“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包含了“流傳學”、“淵源學”、“媒介學”、“主題學”、“文類學”、“比較詩學”以及“形象學”等理論性較強的分支。《大學比較文學》依舊避開了這些理論性的闡述,用“當一國文學在他鄉落戶”取代了“流傳學”;用“當他族蹤跡在本國文學中顯現”取代了“淵源學”;用“當文學在譯介中傳承”取代了“媒介學”;用“當主題在跨越中產生流變”取代了“主題學”;用“當文類在跨越中出現異同”取代了“文類學”;用“當詩學在跨越中開始對話”取代了“比較詩學”;用“當形象在‘他者’目光中變異”取代了“形象學”。專業的理論講授同樣被實踐性更強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專業的學生很快就能進入其中。還有,為了使“非專業”的學生對比較文學有更直觀的印象,《大學比較文學》還在每一節的后面都設置了“個案闡釋”環節,試圖通過更具體、更詳細的文本分析使學生對比較文學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如:《果戈理和魯迅:〈狂人日記〉的影響與被影響》、《人類起源的泥土情結》、《〈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及其中外同名電影》、《多麗絲•萊辛在中國》、《拜倫的海外之旅與〈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穆旦對英國詩歌的譯介》、《中外作家筆下的家庭》、《中西散文比較》、《余華和海勒小說敘事策略異同》、《“中國形象”:當代華裔美國作家筆下的“他者”》等。如果把前面的講授看作對比較文學的初步接觸的話,那么這些“個案闡釋”無疑就是對比較文學的深入理解,帶給學生一種“縱深感”。應當說明的是,《大學比較文學》是屬于大學生的。它與其說是一本教材,不如說是撰稿人與大學生所進行的一次平等對話;與其說是一本教科書,不如說是撰稿人與大學生所進行的一次心靈上的溝通。這是一種講授者與接受者在人格意義上的平等;這是一次講授者與大學生在平等基礎上的交流。在這樣一個大的前提下,我們通過對話語風格的界定,試圖讓講授者俯下身來,降低自己的高度,使自己處在與眼前的學生完全平等的位置上,使雙方的目光處在互相平視的水平線上。不板著面孔說話,不用教師爺的口吻說話,不用晦澀的術語說話,不用高傲的精英姿態說話。用簡潔的文字取代玄奧的理論闡述,用對話的情懷取代無謂的學術論爭,用通俗的表白取代拗口的文字游戲。當我們走出“學院派”的深宅府第,告別“精英”學科的高深莫測之時,會發現比較文學竟是如此海闊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