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熱”的回顧與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呈現出不斷開拓新的研究視域的態勢。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現代文學年會上，樊駿先生曾經滿懷信心地指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那么，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是什么呢?我認為，一個學科是否成熟不但牽涉到學科時間的長短、研究成果數量的多寡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還取決于這一學科研究成果的內部質量和總體研究水平的高低。同時，具體到現代文學學科而言，是否在學科史料方面完成了偉大而系統的工程，是否形成了從事本學科研究必備遵循的學術研究范式，更是衡量這一學科成熟與否的標尺———而這常常被許多研究者忽視。以此為參照，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曲折歷程，探討現代文學研究的得失，在此基點上尋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使我們的學科真正成熟起來。

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是一個“解構的時代”，隨著對極左文藝思想的清除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共和國之后獨霸學界的階級論批評話語遭到了質疑和批判，于是，西方各式各樣的理論便潮水般地涌入中國———精神分析批評、英美新批評、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原型批評乃至系統論作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讓現代文學研究界著實興奮了一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吸納國外異彩紛呈的研究方法之后日益擺脫政治對文學研究的直接干預和宰制，使文學研究回歸到文學本身。應該承認，20世紀80年代以降形成的“方法熱”確實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春風撲面的新鮮氣象和巨大活力，也產生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毋庸諱言的是，由于對引進的新方法缺乏沉潛往復的涵詠、消化和吸收，許多目不暇接、“各領風騷三五天”的方法更替并沒有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和學科推進。相反，這些所謂的“新方法”、“新觀念”卻被一些對學科發展深表隱憂的研究者視為“T臺前走動的服裝模特”———表面看來似乎一副新面孔，那不過是模特更換了一套服裝而已。

與20世紀80年代解構與糾偏的研究心態不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態勢———地域文化與文學、稿酬制度與文學、大學文化與文學、宗教文化與文學、出版機構與文學等，不斷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并收獲了一批頗為豐厚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讓人遺憾的是，那種在20世紀80年代即已形成、一味摭拾西方理論的研究境況到了20世紀90年代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面對現代文學研究的這一局面，解志熙先生就深表憂慮地指出:“現代文學研究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范。”這里所謂的古典化，就是要強調現代文學研究所必備的歷史感、客觀性和從事常規科學研究應當恪守的學術規范。

的確，經過了目迷五色的“新觀念”翻新之后，人們不無遺憾地發現:作為學科奠基的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仍然是一個促進學科健康發展并走向成熟必須解決的基礎問題。值得欣喜的是:近幾年來，建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呼聲愈來愈高，比如，2003年12月清華大學召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河南大學會議繼續了這一主旨;作為現代文學專業的權威期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從2005年起開始刊出史料專號。這一系列的訊息無不透露出現代文學研究界對文獻問題的高度重視。楊義先生曾經提出做學問的“五學”門徑，其中有三項涉及到文獻史料問題。就現代文學學科而言，前人已經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設工作，內容廣涉學科諸多方面，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編撰、收集、校勘、輯佚與整理，作家年譜、傳記的編撰與寫作，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的編撰，作家研究資料的整理、學科研究史、報紙的文學副刊的編目等，但學科史料建設工作仍有許多有待發掘的空間。

二、跨學科的史料問題

現在是一個高揚創新的時代，究竟什么是創新?現代文學研究該如何創新?這些問題，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應該進一步加以追問的。陳寅恪先生曾經談及學術上的創新，他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這段話每每被學人所引用。但需要我們進一步關注的是，陳寅恪把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置于創新的首要地位，他在此并未言及新理論和新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先生并不是特指歷史學科，而特別指出此乃“古今學術史之通義”。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的確是不言而喻的，我主要從自己近幾年的研究實踐和個人體驗，談談關于跨學科研究中的史料問題。

跨學科研究蘊含著研究者走出封閉的學科格局并力圖實現創新的研究期待，也許正是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與碰撞激活了本學科內部原本覺察不到的新的生長點。事實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學科之間本來就沒有“森嚴壁壘”的學科界限，而是存在著“剪不斷”的內在關聯，因而，研究當中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固守某一學科的領地，跨學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創新的契機，也引發了新的學科的誕生。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并不鮮見。楊義先生近些年來一直積極從事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研究實踐，就是借鑒了人文地理學的學科成果和研究范式得出了富有創見性的結論。當然，其他如中國現代文學與出版制度、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等的研究都可以視為跨學科性質的研究，均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視域。文學跨學科研究應該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相關的學科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一是相關的學科所涉及的文學研究方面的史料。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我們每每談到跨學科的研究，一般總是側重于相關學科在研究理論、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方面給予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啟示，對于后者———相關學科涉及的史料問題，似乎重視不夠。

我這幾年從事“語言運動與現代文學”的研究課題，深切體會到相關學科的史料對于深化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近幾年來許多研究者一直保持著持續的興趣和研究熱情。許多研究者主要是借助西方語言學理論，而對于語言學科的相關史料卻很少涉及。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在從事該課題研究時，力爭多占有材料，不但大量研讀新文學倡導者關于語言的論述，還旁及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研究。就刊物而言，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很少涉及與現代文學有密切關聯的刊物《國文雜志》、《國文月刊》、《語文》月刊、《教育雜志》。就我的閱讀所及和視野所限，目前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很少有人看重這些刊物。研究者不是不知道這些刊物，也許只是把這些刊物看作是和語文教學或語文研究有關，實質上，中小學國文教學與現代文學有緊密關聯———這一問題錢理群先生曾經著文論述過。如果仔細翻閱《國文雜志》、《國文月刊》、《語文》月刊、《教育雜志》等刊物，其間有許多論述關涉中國現代文言與白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