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無益散文》由作家出版社于2002年年底出版，迄今已有九年多了。回過頭看，仍有一些創作思路和問題意識值得我們進一步考察和研究。本文就《廖無益散文》及其他一些作品進行分析歸納，就底層寫作、身份敘述等幾個方面展開一點討論。

底層與寫作

“底層寫作”這個概念是2004年才開始突然升溫的一個當代文學的“關鍵詞”，一些大眾傳媒和年輕的文學評論者都紛紛對此予以極大的關注。2005年年底，“底層”這個概念更是成了文學界的年度主題。在2005年6月15號刊登的《新世紀文學的“新表現”》，明確指出新世紀文學不可忽視“打工文學”，“底層敘述”已從“冷門敘述”變為“熱門敘述”，也可能從“異質敘述”變成“主流敘述”。冷熱變換之中，我們只需認清三點：首先，所謂“底層寫作”其實并不是新近才出現的事物，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中也是源遠流長。從魯迅寫《故鄉》開拓“鄉土文學”開始，眾多的作家作品就從各自角度關照農村或彷徨于城鄉之間的那些“閏土”、“陳煥生”等各樣“小人物”。作家們在作品里對這些“小人物”的悲歡喜樂傾注了極大的體認、愛心，無論從題材范圍還是從情感體驗以及描寫深度講，比近幾年大眾傳媒所熱炒的“底層寫作”都更深更廣。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為何這個文學主題突然在近年來成為一種“文學現象”？其次，如果都從作家身份和寫作形式的角度分類，那么近現代以來許多作家也多多少少有著類似的“底層”背景或體驗。最后，在學術概念的定義上，無論把“底層”界定為精英知識分子對于社會底端弱勢群體的關照，還是把“小人物”作為文學描寫和創作的主體，都可能是對于現實社會形勢有意無意的隔膜。如前所述，這種文學現象由來已久，之所以在2005年前后成為熱點，我們認為根本上是跟社會輿論對于“三農問題”、農民工進城問題等我國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涉及社會公平與矛盾的問題有關。在這個大背景下，一些“打工作家”根據親身體驗真實描繪了底層人群（進城務工人員）在生存和思想上所遭受的“痛苦與掙扎、受屈辱與受損害”，這塊多年遺留下來的社會“暗礁”，才終于在“三農”政策的初步落實和網絡新媒體的合力推動下，浮出水面，通過文學的形式在網絡和媒體的輿論平臺上得到一時的放大和聚焦。就文學本身來看，目前的“打工文學”大多還是“苦難敘事”的調子，并未在藝術上突破魯迅以來的文學創作傳統結構。因此，擔心這種來自底層的“異質敘述”變成統攝一切的“主流敘述”，在這個消費的時代，不現實也絕無可能。但如果扛著“打工文學”或“底層寫作”的幌子，故意扭曲、簡化、抽空甚至欺瞞現實的話，卻著實需要警惕。因此對“底層”有可能被商業利用而成為一種新的營銷熱點的擔心是必要的，這幾年來的創作實踐也反映了這一點。廖無益對于“底層”的理解和表達顯然有別于上述“打工文學”或“底層”的描述。廖無益散文寫作大概起于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2年在作家出版社結集出版時，他已較清晰地總結了

在這一階段對自身的清醒體認及對散文寫作的自覺追求。他在開篇的“思辨之累”的《脆弱》里引述錢理群先生的《蔡玉鑲——一個底層知識者的人生體驗》說，“一個底層知識者堅守精神，懷著文學之夢沖出重圍的悲劇經歷。蔡玉鑲是一個失敗者，而相對于成功者，他給人以更大的震撼。他讓我們物傷其類”[1]。“物傷其類”不僅是學院知識分子錢理群的，也是廖無益發自內心的自我體認和深切緬懷，同在“底層”的現實使得廖無益在體味蔡玉鑲的悲劇人生的同時，認識到底層所承載的復雜重壓：“底層，我們在一個甕中呼吸。在權利與各種貌似合力的規章制度的重壓下，我只是一個弱者，只能在一個既定的狹小空間中尋求慰藉，而那極其有限的一點施舍，便會葬送你的一生……”[2]這種感同身受與作者的生存環境有關：從學校教師到政府官員，最后選擇到文聯工作的公務員經歷，使他能更多體驗到體制機構之下的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的絲絲連連又難以言表的“夢魘”。就廖無益的知識背景來看，廖無益從山東大學畢業后懷揣理想回到一個閉塞的縣城，而這縣城在現代文學和文化的版圖上是忽略不計的。說大一點，我們依稀可以在魯迅的《酒樓上》及《孤獨者》等作品里看到這種由地域局限帶來的文化“底層”體驗：“底層，在我們的概念中是與脆弱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我們承壓著整個社會，因為我們的付出不值一文。我們曾堅守精神，但我們會被出賣。我們眼巴巴看著一個人從黑暗中走來，卻伸不出手，腿被夢魘擒住，喉被咽住，這個時候我任人宰割。”[3]

“脆弱”而“被出賣”，這是發自所謂“底層”知識分子的清醒而沉痛的吶喊。而這種“脆弱”的特性不僅僅是底層知識分子必然面對的現實生存的一面，也喻指社會轉型期的一種無奈，甚至是絕望。這來自底層知識分子的絕望與現代以來魯迅等精英知識分子對于自身命運的惶惑形成深有意味的對照。這是底層知識分子開始對自我命運進行反思和重新定位的明證。廖無益的清晰的“底層”意識當然跟他的現實身份和生存方式有關：縣（市）級公務員的身份，處在城市和鄉野之間的交匯點。這樣的立場和視角，使他對于現實的觀察和思考有了更多的“在場感”，從而更容易揭示一些現代變革中的“眾生相”。概括地說，大致有如下兩類：第一類著力描寫伴隨城市化進程出現的諸多“怪現狀”。《萊蕪記》以交代因公出差到萊蕪，及“那女子就把乳房擱在桌子對面。從沒見過這樣的乳房”開篇，好似要講一個艷情故事，但接下來卻筆鋒一轉，交代了與章丘和萊蕪有關的歷史，如齊長城、長勺之戰和1947年的萊蕪戰役及大汶河，沉郁悲涼的歷史感頓然而生。下面卻筆鋒一轉，工筆般地詳述一老人如何誘殺一只棕毛狗，細膩、冷靜而又令人毛骨悚然；之后才又接上開篇的話頭，寫主人如何盛情款待，用這女子來招待他們，結構似繁雜而卻真實，呈現出一幅有些齷齪、有些殘忍，卻異常真實的“底層”常態圖。作者在歷史和現實之中穿梭往返，歷史的復雜多變和現實的詭異殘酷構成了一種混雜的傳奇印象。《跑出租》讓我們聯想到魯迅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中的“我”大致反映了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對底層勞動者雖同情仍疏遠的情形。《跑出租》中的“我”跟現代車夫的生活范圍大體一致，因生活境遇和工作環境的趨同，“我”非常熟悉他們的生活處境。怪異之處在于現代化公交車的推廣和普及在一個縣城竟然導致了出租車司機的失業——私車的出現等諸多事物交織在一起就出現了“一塊錢”車費的“現代怪現狀”。這種變異的商業行為甚至用所謂馬克思經濟原理都無法說清，而這“變異”恰恰就是社會底層的真實生活場景。這些“怪現狀”寫來看似輕松，實則飽含深情，在時代巨變的車輪上劃開一個微小的切口，讓我們看清這一特定時空內曾發生的一個個真實細節。在這些“怪現狀”的表象之下，掩藏在社會繁榮景象背后的是底層人群生活的艱辛和屈辱。第二類是描寫處于城市底層與城鄉邊緣人群的生存困境。“散文城市”這一組文章格外令人心動。《明泉路》中的“明泉路”估計是作者虛構的一條路，但又有現實的影子。這條路在章丘也在濟南，甚至在北京和上海也能找得到，現代化的進程已經把各個區域整合為模板一塊，哪里都大同小異。作者用電影化的長鏡頭，從高空的月亮下來，沿著街路，來到服裝店，看女孩子試衣服；經過修車鋪，進到美容廳，“年輕的女子出來倒水，客人在座位上仰著鼻孔酣睡”；在最大的酒店門前，“轎車從旁邊的小胡同蹭進去，往飯店后頭的院里擠，怕停在街面上招眼。天還早，飯局都沒散，四層酒樓燈火通明，但底層的快餐廳很冷落，人們都不敢進”。而人們“進得最多的是旁邊的小飯館，要上三兩餃子，一頭蒜，一碟醋，再來一瓶冰鎮啤酒，就能打發上個數小時”。還有街邊撿垃圾的老人，不遠處施工的建筑工地，騎三輪車帶著妻子在夜間趕路的行人，掃街人……這些大概就是國內城市化進程之中的小城市模樣。生活于其間的底層各色人等都被鏡頭一一記錄，而作者的感喟也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