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文論研究“求真”與“求用”的糾結

古代文論研究大致有“求真”與“求用”兩種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們之前對這兩種研究路向各自言說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間經常糾纏不清，這既不利于合理闡釋各個命題的意義，也不利于不同命題之間進行有效的對話。比如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命題的接受和質疑。眾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經宋元明人陸續提出，到王國維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漸被文學史書寫所采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③。但是隨著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時有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之聲④。

乍一聽，這些質疑之聲確實言之鑿鑿。比如他們對以宋詞為宋代文學代表的質疑就很有說服力。首先，宋詞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詩余”，其次，就現存文獻而言，宋詞無論在作者數量上還是作品數量上都無法和詩、文相比，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的歷史事實。但是隨著筆者對這一問題思考的深入，發現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簡單。我們可以追問質疑者提出的這些事實是否和王國維他們“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相矛盾，也就是兩者的問題意識是否處于同一個層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認為盡管這兩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它們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必須予以區別對待。概括言之，質疑者的聲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真”的精神，它們主要注重的是歷史事實這一層面。而王國維他們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用”的精神，它們更多地注重的是價值真實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駕齊驅的。王國維不僅研究過宋元明清戲曲史，而且還考察過宋代的金石錄，他對宋代詩文創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獨推宋詞，不是基于事實的判斷，而是基于價值的裁決。他在《宋元戲曲考序》中緊接著開頭那句話后就寫到：“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者。遂使一代文獻郁堙沉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１］５７由此可見：一是王氏深知戲曲在古代是“儒碩皆鄙棄不復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從其“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來說的，這里明顯地透露了他對戲曲的價值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雖然是結合時代與文體來談的，但是在這不同時代的不同文體之間是否有相同的東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雖然在元明清時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當時并沒有獲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夠在近現代以來獲得主流地位，并陸續被文學史書寫所接受，這恐怕與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文學觀念也發生深刻的變化有關。所以我們認為之所以發生一些學者所言的誤導，責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說上，而在我們的接受者誤把別人的價值判斷當作事實判斷了，從而影響了自己的視野和判斷。

這么說并非為王氏辯護，也并非抹殺質疑者的意義，而是反思文學研究的復雜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說的有效性。其實這一問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帶有普遍性，比如爭訟不已的唐宋詩之爭也存在類似問題。因此，我們只有對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各自的有效性作嚴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實現有效的對話，也才能對復雜的文學現象采取比較圓融的態度。比如文學史書寫可以有兩大類。一類是“求真”型的，主要是盡可能準確地描繪古代各個時期文學的真實狀況———以歷史事實的真實為最高追求。一類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個古代文學的萬花叢中采擷那些最鮮艷的，對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經典之作———以當下價值意義的合法性為最高追求。為了從學理上厘清“求真”與“求用”各自言說的有效性，筆者認為古代文論研究要“二重歷史化”。

二、“求真”與“求用”糾結的解脫之道———“二重歷史化”

（一）古代文論研究“二重歷史化”概念釋義“第一重歷史化”的要義在于通過重建古代文論話語產生的歷史語境以“求真”，其正當性在“古”。“古”作為一種“歷史流傳物”記憶了我們的過去，記憶了我們祖先曾經經歷過的喜怒哀樂等。人作為一種“類”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時空中的社會群體中，了解過去的歷史不僅可以借鑒歷史之興衰勝敗，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定位我們現在所身處的位置。雖然古代已離我們遠去，要完全還原當時真實的歷史語境已經相當困難，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實樣態還是在許多“歷史流傳物”中流下了烙印。對于那些完全沒有典籍記載的歷史我們大可以存而不論，但是對于那些有文獻記載或文物可考的歷史我們還是要追求相對的“真實”。在闡釋的時候應該盡可能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強古人以就我，進行“過度闡釋”。所謂“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篇中所謂的“忠恕”精神。章氏說：“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仁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２］２７８就是我們面對古代文論的觀念時，要追問每一觀念產生的具體歷史語境是什么，古人的問題意識是什么，他們又是怎樣解決這一問題的，為什么如此解決？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問題。①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錢穆的《中國文學論叢》和這幾年方興未艾的“文化詩學”。錢穆雖然不以治中國文學著稱，但是由于其深諳中國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論中國文學讓我們倍感貼切，這一點恐怕讀過其《中國文學論叢》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認。以童慶炳、李春青為代表的“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向，已經把這種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論自覺的高度，而且產生了一系列廣為學界認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陸續被一些青年學者所采納。我們認為在這一“求真”的層面上，必須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論的異質性和不可化約性。因為古今中外各種理論的提出都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域與解決之道，不能予以簡單比附，或者比較時必須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對于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狀況來看其著眼點主要在“釋古”上，而對如何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即“開今”方面的成果還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