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創作中的“靈感”問題歷來為創作者和文藝理論家們所分外關注。作為在西方文論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經典之作，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對創作中的靈感問題做出了深入探討，其理論成果雖歷經千年依然值得珍視。本文擬采取比較詩學的視角，結合中國古代文論對創作靈感問題的探析，以今時今日之視角對柏拉圖的“靈感說”做出新的闡釋。

一.《文藝對話集》中的“靈感說”理論思想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中的《伊安篇》集中闡釋了其“靈感說”思想。伊安是古希臘時期的一個職業誦詩人，精于朗誦《荷馬史詩》即《伊里亞特》和《奧德賽》，并在文藝競賽中屢獲成功。對話中蘇格拉底和他討論的主題是“詩歌創作究竟是憑專門技藝知識還是憑靈感”。柏拉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不得到靈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沒有能力創造，就不能做詩或代神說話。”柏拉圖認為，詩人創作并非憑借技藝而是依賴于靈感，依賴于神靈，神靈附體產生的迷狂狀態激發了詩人創作時的巨大靈感，簡言之———“詩靈神授”。柏拉圖做出這一論斷的依據主要有兩個。第一，如果詩人是憑借他的技藝來創作，那么他就能夠遇到任何題目都發揮自如，產生佳作，但是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卡爾喀斯人廷尼科斯是一個著例，可以證明我的話。他平生只寫了一首著名的《謝神歌》，那是人人歌唱的，此外就不曾寫過什么值得記憶的作品。”另一方面，柏拉圖從創作者和包括伊安在內的誦詩人的實際創作狀態出發，創作過程中他們往往神智不清，失去自主，完全沉浸于藝術的海洋中，連聆聽的觀眾也如癡如醉。對此柏拉圖以磁石作喻，“每個詩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懸在他所特屬的詩神身上，由那些詩神憑附著”，“詩人是最初環，旁人都懸在這上面”。這種解釋在后來影響深遠，直到近代托爾斯泰宣揚他的“感染說”時，仍能見出其中所體現的柏拉圖“磁石”比喻的理論思想。對于“靈感說”柏拉圖是堅定不移的，在《文藝對話集》的《斐德若篇》當中，柏拉圖再次重申了他詩神附體產生靈感進而流露于詩歌這一觀點，并且說“若是沒有這種詩神的迷狂，無論誰去敲詩歌的門，他和他的作品都永遠站在詩歌的門外”，將文藝創作完全看做是神靈和靈感的產物。在與斐德若對話過程中，他甚至會突然停下來向對方發問，“我覺得有神靈憑附著我，你聽我誦讀時是否也有這樣感覺”？在《斐德若篇》末尾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時，他仍然認為“在我們頭上的那些歌蟬，給了我的靈感。因為我知道自己，至少我是不懂修辭術的”。可以說，柏拉圖對“詩靈神授”的“靈感說”是沒有任何懷疑的，這一思想也是柏拉圖許多其他重要理論思想的基石，在柏拉圖的理論體系中占有著重要地位。

二.與中國古代文論中“靈感說”之比較

應當說，對創作靈感的重視在中西文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且中國古代談到靈感問題時也往往不乏神秘色彩。成語“江郎才盡”典出《南史•江淹傳》，傳說江淹獻出了一支五色神筆后再難寫出佳句。鐘嶸《詩品》在中品之中談到江淹的詩歌成就時同樣論及此說，并明確稱是郭璞在夢中拿去了本屬于他的五色筆，爾后江淹文采即大不如前。“文通殘錦”這個成語也是說江淹夢見張協要他歸還了一匹五色錦緞，從此再難有佳作。再如曹植做《洛神賦》，傳說是夜泊舟中夢見甄妃凌空而來，心有所動，從而援筆作賦。唐代詩人錢起《省試湘靈鼓瑟》一詩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二句渾然天成，余韻悠然，史傳為“鬼謠”，乃是錢起于江上舟中聽空中神鬼所吟，實質上，說得仍然是徒然其來的靈感現象，類似故事在涉及我國古代詩文名篇名句時屢見不鮮。古人將佳作絕句歸功于神靈啟示或是夢中得句，同西方柏拉圖的“詩靈神授”在本質上來說是并無二義的，都反映了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對靈感現象的驚異和贊嘆，對突如其來的神思妙筆的惶惑與欣喜。但是就具體文論思想而言，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對靈感的思考與柏拉圖還是有所不同。陸機在文賦中談到靈感的“來不可遏，去不可止”，“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時，也注意到了其“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的一面，從動、靜兩方面來看待靈感。同樣地，宋代文豪蘇軾也有“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的觀點。對“空”、“虛”、“靜”的追求，在虛靜、靈明的精神狀態中去捕捉靈感，“萬物并作，吾以觀復”，這種文學創作思想應該說是極富中國特色的，同柏拉圖所一再強調的那種如癲如狂的“迷狂”狀態有著很大不同。柏拉圖看到巫師們的舞蹈、看到抒情詩人作詩以及誦詩人激情澎湃的朗誦，“他們一旦受到音樂和韻節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歡”，在哀憐之處熱淚奔涌、難以自持，在“朗誦恐怖事跡時，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動”，從這種經驗事實出發，柏拉圖的“靈感”與“迷狂”是牢牢聯系在一起的，更強調的是一種激情的作用，一種創作者在主觀情感特別充沛、飽滿之際的興奮狀態。但是中國古代文人由于長期受儒道兩家思想文化的教化與浸染，一方面接受的是“溫柔敦厚”的詩教，另一方面汲取的是老、莊那種悠游自然、無欲無求的本真思想，不可能像西方詩人、劇作那樣或高歌或慟哭，在各種祭典或競賽上恣意張揚。因此，早在齊梁時期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已經在其文論巨典《文心雕龍》中旗幟鮮明地提出“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要求創作主體在創作時排除內心的雜念和欲求，返歸到一種清虛空靜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去吟詩作文，才能與自然萬物取得細微的感應，從而付諸詩篇，成就璀璨文章。而再返觀柏拉圖的論述，他所一再提到的“酒神的狂歡”、“酒神的信徒”、“酒神憑附”無一不是強調“動”的一面。希臘人所崇奉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是葡萄酒之神，神話中傳說他慣以甘甜的葡萄酒醉人，向世間散播歡樂和慈愛，因此酒神的憑附所帶來的靈感當然是飛動的、迷狂的，和深受道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靈感”思有著很大不同。可以說，對創作靈感那種突發性、神秘性的感受，中西方是相同的。但是與柏拉圖的“迷狂”相比，中國古代文人十分看重創作中“虛靜”的心態，這是中國古代文人對其自身創作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浸染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