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文學的實踐和對歷史的認識明確標示，歷史寫作是讓人高度疑慮的，它可以是歷史證據，卻與現在發生著持續的曖昧關系，而“現在是唯一存在著的東西”。①這個唯一存在著的“現在”以三種形式占據著人類意識空間:記憶中過去的現在、經驗中現在的現在和期待中的將來的現在。在后現代主義的歷史小說書寫領域，人們在處理過去時總是會遇見來自“現在”的羈絆;“過去”在“現在”的書寫中重生。小說《隱之書》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以反諷和戲擬的方式勾勒出過去作為某種形式的實在，最終制造出我們置身于穩定的現實之中的感覺。但是，小說《隱之書》的寫作并非要與現在的共謀，而是通過提出對過去某種意圖的記憶從而建構一個歷史圖景，于是這個被重構的失落世界就成了存在于記憶與意圖交匯處的一個比喻和期望。

一、“通靈者”與女性容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時間》中說:“女性在主觀上強調時間由一種節律所控制……它是周期性的和循環的，是永恒的和不朽的。”②女性時間在整個后現代世界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表征了一種具有三維空間性的時間整體。這恰恰與后現代以空間結構一切的基本特征高度一致。在人類的原始記憶中，女性的神圣存在常與器物有關;在原始意象中，母親經常作為生命的容器而書寫定格。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編纂元小說反對一元論話語，反對長久以來以科學和知識為話語的霸權歷史。為還原過去的基本面貌，《隱之書》不僅沒有排斥被科學話語所貶抑的原始意象和奇幻情節，反而將這些并不能被證偽的歷史事件加以編輯書寫，以邊緣的立場進入歷史的書寫陣地，揭開歷史編纂背后潛藏著的男性權力機制和成規。

在這部小說中，女性容器和作為“通靈者”的女性靈媒被挖掘出來，浮現在被男權主義大歷史書寫所遮蔽的平面上，讓讀者窺見傳統歷史書寫所排擠出去的部分，也借此揭破了歷史創作自身的幻覺。在小說中，身處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淑女們因為時代悖謬而無法實現自身價值，但她們以一種極其隱秘的方式構筑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靈感世界，借以對抗以啟蒙理性為基礎的男性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淑女客廳中，曾經有一個神秘而又令人不解、疑惑而使人欲罷不能的靈媒團體，一個存在于科學維度之外的另類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不是男性，男性是這個世界的懷疑者甚至是入侵者，但是他們又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向往。通過重重的敘事迷霧，艾許研究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和克拉波爾注意到艾許曾經至少兩次參加過知名靈媒荷拉•雷依夫人家中舉行的降靈大會;當時很多人相信這位夫人是早期能讓靈魂尤其是嬰靈現身，并讓人觸摸到亡者雙手的專家。但是布列克艾德相信，艾許參加降靈大會的目的是抱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致知格物的科研態度，并因此經歷而寫下諷刺詩《媽媽著魔了嗎》。艾許的詩極大地惹惱了女性主義批評者，她們認為艾許對詩中的主人公報以最惡毒的攻擊，認為“憑靠直覺的女性行徑”，是在呼應約翰•但恩的詩句“不盼望女人有理有智;在其最柔美、最聰明的時刻，她們充其量也只是“媽媽”(Mummy在英文中還有木乃伊的意思)”。①而布列克艾德教授則認為艾許意有所指地將她的所作所為———將亡者的生命虛妄地、虛構地重現———拿來對照自己寫詩的行為。由此可見，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男性學者和女性主義批評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正如福柯所討論的“真理”，它是這個世界所建構的東西，它的產生只是因為限制的多種形式。因為真理被建構起來，所以導致了有規律的權力效應。每個世界都有其真理的統治———男性和女性的世界都有其各自的“真理”。在兩性各自所主導的世界中，并行著不同的話語類型。就像被以理智和邏輯標榜的男性社會嗤之以鼻的女性感觀世界，同樣有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區分正確與錯誤論述的機制和事例。在這個思維和行事的空間里，存在著對于真理的獲取程序相一致的價值，也同樣存在著某些人被賦予所說話語即為為真理的權力。后現代的歷史發現這兩個世界如若平等共存，就必須有關于共存的基本原則;這種原則不假設沖突的解決，而是要承認和接受差異。

當大多數人好奇“生機勃勃”的艾許如何與他那乏味無趣的妻子擁有完整的充滿激情的關系時，誰都不知道，大詩人艾許有著一個秘密情人，她就是女詩人蘭蒙特。兩位詩人不可以擁有更光明的未來，因此將心底的秘密愈發埋藏進心中最原始的地域，然后在各自的詩作中流露出一星半點的痕跡。在蘭蒙特和艾許都參與過的“降靈會”上，他們卻抱持著大不相同的目的。直到最后的謎底揭開，人們都無法得知艾許激動地、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大加鞭撻的降靈會事實上在其心底構成一片隱秘的希望———他和蘭蒙特的浪漫故事里有什么存留下來了嗎?那個故事的延續現在何方?她(蘭蒙特)參加降靈會是尋找哪個靈魂的聲音呢?這個聲音和自己到底存在什么關聯?所有的疑惑都因人類自我和對世界的認知中存在一大片未竟的事業空白場而變得神奇又無奈。在這些疑問的背后，有著當時人對人類和歷史認識途徑的探問，有對科學和迷信兩者界限的考察。也許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些問題仍然籠罩在我們頭上。無論艾許還是蘭蒙特，他們都渴望能夠達到認知的深處，更是渴望探究生命本質本身。降靈會事實上充當了人類原始心理狀態的存留和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渴望。在探討“通靈者”與女性容器時，我們發現在幻想和直覺領域，始終是女性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這種直覺力之所以長期遭到科學社會的罷黜是由于男性恐懼臣服于熱情之下，擔心理性沉睡在欲望、直覺和想象力的控制之下。但是當代話語卻對這種充滿原始力量的幻想精神情有獨鐘。而“女性精神”恰恰在幻想和靈感中達到頂點，這種能力起初很可能掌握著一切占卜和預言，即使在后來，它已被父權諸神和男祭司所排擠，但在占卜這個園地里卻一直長期保持著優勢。洞穴母神形象、死亡和生育的大地女神證明了神秘想象與幽靈和死者世界的聯系，女人據以容納和防護、滋養與生育的女性基本特征，其中心是容器。②它既是女性性質的屬性，也是女性性質的象征，它在歷史的流變中幻化成人類精神實底的重要部分，卻被近代以來科學和理性所占據的話語陣地所排斥。在艾許所代表的男性目光中，便包含著對母性世界的崇拜和恐懼。《隱之書》里拜雅特寫到有關兩性關系和有關降靈會的情節絕非偶然。因為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從未中斷過關于唯靈論的科學性的討論。對于這個始終處于科學和偽科學、宗教和反宗教針鋒相對的前沿和模糊地帶的問題甚至成為維多利亞時代中心文化主題之一。靈魂世界毫無疑問是自然未知的一個維度，是科學所尚未達到的領域之一，在其降靈會上“顯靈”的東西到底是江湖術士鼓吹的迷信和騙人的把戲，還是由于某種尚未發現的自然規律和精神機制起了作用，到如今仍是困擾著人類的謎題。但是充當靈媒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卻是有原因的———由于女性生存的基本狀況是女性特有的庇護嬰兒的、容納的身體，所以女人被經驗為同樣優良的容器、是生命的容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