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英國十八世紀著名的感傷主義作家勞倫斯•斯特恩(1713—1768)及其風格獨特的小說作品《項狄傳》，我國出版的英國文學史教材一般都會做一些介紹，然后便嘎然而止。誠如劉意青所言:“斯特恩在過去五十年我國的文學教學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為一個敘事技巧上別具一格又先于時代的小說家，他理應獲得一席地位。”［1］劉意青的專著初版于2000年，不僅總結了斯特恩在我國文學教學中的地位，也總結了他在我國外國文學研究中所處的狀況。這種狀況直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才開始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在其專著《英美意識流小說》中，李維屏追溯了英美意識流小說的淵源，指出斯特恩的《項狄傳》“將有關主人公社會經歷的描寫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是以極大的篇幅來展示其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感性生活”，［2］認為“這種標新立異的表現手法以及他強調感性的創(chuàng)作原則使現代意識流作家受到了深刻的啟迪”。［3］

二十一世紀雖然才走過了十一個年頭，卻已經目睹了我國《項狄傳》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榮，值得總結一番。一方面，有關十八世紀英國小說研究的專著不斷問世，其中不少都涉及了斯特恩及其《項狄傳》。另一方面，專門研究《項狄傳》的期刊文章和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也不斷涌現，不僅數量可觀，深度和廣度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期刊文章中，李維屏、楊理達(2002)的《英國第一部實驗小說〈項狄傳〉評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僅全面介紹了這部小說，而且“深入探討這部小說中標新立異的結構形式、別具一格的敘述手法以及作者對時間問題的巧妙處理”。［4］更令人振奮的是，2006年4月，《項狄傳》的第一個漢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譯者是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退休教授李登科，筆名蒲隆。該譯本的出版發(fā)行，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國內敘述學研究方興未艾，《項狄傳》在這種氣候下得以出版，真有點‘應運而生’的味道”［5］;二是因為《項狄傳》確實結構混亂復雜，語言晦澀難懂，該譯本實際上是填補了一個空白。雖然閱讀譯本不能代替閱讀原著，但誠如譯者引用孟加拉諺語所言:“有個瞎叔叔總比沒有強。”［6］

就研究的視角而言，不一而足，有宗教的、哲學的、歷史文化的、女性主義的，也有敘事學的。另外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和體裁理論也被用來解讀《項狄傳》。近來，有兩篇新作探討《項狄傳》中的游戲精神。就專題研究而言，李維屏教授的《英國小說人物史》專節(jié)討論了斯特恩的小說人物，指出他們“無不執(zhí)著和認真，是理性與感傷的忠實踐行者”(李維屏，2008:131)。相比較而言，對《項狄傳》的敘事學研究最為興盛，正應了蒲隆在《譯后記》里的預測。［7］

一、宗教與哲學研究

斯特恩家族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而是和宗教有著很深的聯系。1733年，勞倫斯•斯特恩作為一名減費生到劍橋大學的基督學院就讀。1737年，他從這里畢業(yè)并獲得學士學位，1740年又獲得碩士學位。而在他之前，家族里已有三個成員在這里上過學: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其中以他的曾祖父最為著名，曾任約克大主教和基督學院的院長。他的叔叔雅克當時正擔任克里夫蘭副主教和約克教堂贊美詩領唱，他便借助叔叔的影響進了教會，于1738年成為一名牧師。他在牧師的職位上干了21年后，才動手寫他的不朽著作《項狄傳》。所有這一切都為探索《項狄傳》的宗教主題奠定了基礎。杜維平(2004)認為，《項狄傳》“不僅僅是玩笑”，而是有兩個明確的宗教主題:忍耐和愛。［8］杜文指出，項狄一家承受的是約伯式的痛苦，而痛苦的典型代表就是特里斯舛•項狄本人:他的不幸始于十月懷胎之前，出生時被產鉗夾斷了鼻梁，被起了他父親認為最為不幸的名字，五歲時被掉下來的窗框砸傷了小男孩的命根。那么，面對這么多的痛苦，人應該怎么辦呢?答案便是忍耐，而忍耐精神的集中體現者則是沃爾特•項狄。小說家對于發(fā)生在特里斯舛身上的那些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的過程敘述得比較簡略，但對于他父親的痛苦程度和承受痛苦的方式的渲染則濃墨重染，有的甚至長達幾個章節(jié)四十多頁。更可甚者，沃爾特•項狄不僅要承受次子特里斯舛的一連串不幸所帶來的痛苦，還要承受長子博比的死亡所帶來的痛苦，從而使他“經歷了從起初被動地忍受到最后笑對痛苦這一忍耐方式的轉變，他學會了忍耐。”［9］

所以，“嚴格地說，《項狄傳》的玩笑和游戲是為斯特恩宣揚基督教教義服務的，而他在這部作品中所宣揚的教義則是學會忍耐。”［10］杜文還指出，《項狄傳》的另一個宗教主題是“溫情:對人類的愛。”［11］小說不僅洋溢著人間的溫情，而且通過強調這種溫情來對抗當時流行的唯我論，反對理性，“通過對人類溫柔情感的強調來確立他所信奉的宗教—英國圣公會—在宗教中的地位。”［12］從哲學的角度研究《項狄傳》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斯特恩在《項狄傳》中七次提到英國著名的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字，并涉及他的著作《人類理解論》及其核心概念觀念聯想、時間的延續(xù)等。杜維平、金萬峰(2003)認為意義是《項狄傳》的一個哲學主題，即《項狄傳》是“關于意義的哲學思考。”［13］具體來講，斯特恩通過這部小說完成了兩項哲學任務:第一，質疑理性和語言在人們獲得意義的過程中的作用，強調意義的源泉是“構成感性內容的東西，如情感、想象、動作等。”［14］第二，試圖把故事作為講解、闡釋哲學思想的一種形式，并對洛克的《人類理解論》所包含的哲學思想進行了“藝術性的闡釋”。

二、歷史文化及女性主義研究

以推崇理性著稱的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的主流思想，更有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為其助陣，矛頭直接指向專橫狹隘的宗教勢力。［15］就英國而言，十八世紀也是一個思想家輩出的時代，前期有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洛克、牛頓、莎夫茨伯里和曼德維爾，中后期則有休謨、亞當•斯密、伯克等。受這種激流和巨變的影響，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具有“多樣化和過渡性質”［16］，小說的文體形式和功用也處于探索階段。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有些學者便從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項狄傳》，探索該小說形式在社會變化中的適應與變遷。黃梅、顏靜蘭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者，后有劉戈、曹波等學者繼續(xù)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