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名士王濟讀到好友孫楚悼念亡妻的《除婦服詩》后，感慨萬千，“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這種評價同樣適用于清代的“憶語體”散文。這種文體產生于明末清初，以冒襄的《影梅庵憶語》為開端，到清中葉乾嘉年間沈復的《浮生六記》達到頂峰，其他影響較大的還有清嘉道年間陳裴之的《香畹樓憶語》、清后期道咸年間蔣坦的《秋燈瑣憶》、清末民初余其鏘的《寄心瑣語》等。作者打破了中國古代文學根深蒂固的“言志”傳統，大膽地敘述閨房之樂、夫婦之情，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對亡妻（妾）的深切眷戀。他們崇尚自然，高揚個性，在自然之美和個人生活的意趣中體悟個體的情感真諦。

“憶語體”散文是作者所寫的自敘傳性質的回憶錄，女主人公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她們不再僅僅是傳統道德規范所要求的賢妻良母，而且勇敢地追求靈肉契合的愛情，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精心營造趣味高雅的情致人生。既體現了傳統女性的共性，又具有之前或同時代女性缺乏的一些新質。這種特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全面系統地認識文中的女性形象，必須從明清時期的文化生態談起。

文化生態是指精神文化與外部環境以及精神文化內部各種價值體系之間的生態關系，它將文化納入生態領域，使人們獲得了對文化的新認識。文化生態學中國學派的創始人馮天瑜先生把文化生態劃分為三個層次：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制度環境，“文化生態三層次彼此之間不斷通過人類的社會實踐進行物質的及能量的交換，構成一個渾然的整體，同時，它們又分別通過復雜的渠道，經由種種介質對觀念世界施加影響”。[1]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憶語體”散文中女主人公性格特征得以形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狀況。

一

明朝中葉以后，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墮落。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能挽救明王朝衰敗的頹勢。與政治的腐敗相反，明代的經濟到了嘉靖、萬歷時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手工業技術不斷提高，生產規模日益擴大。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這一切都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和中心城市的形成，杭州、蘇州、廣州等成為商品集散、人口集中的繁華都市。[2]手工業和商業的高度發展，城市的空前繁榮，導致市民階層的快速崛起，商人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社會風尚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封建的倫理道德受到沖擊，曾經被宋明理學家否定、壓制的人的私欲，被充分肯定和大力張揚。人們開始復蘇正常的人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個性解放狂潮。

王陽明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的觀點，提高了人的主體地位，主張人性的平等，具有反傳統的意義。王氏心學發展到泰州學派，王艮明確提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切日常欲望不僅不離經叛道，而且恰恰正是“道”的體現，完全消除了“天理”與“人欲”的對立。王氏心學和在文人階層中有廣泛影響的狂禪相結合，使人們開始擺脫程朱理學規定的傳統倫理道德規范，認識到自我價值的重要性，促進了思想解放。士人們不再熱衷于追求科舉功名，轉而追求閑適的生活；開始注重物質生活的享受。他們陶醉在以自我情感為中心的美好世界里，或縱情聲色，或嘯傲山林；或寄情書畫，或參禪修道。“憶語體”散文中的作者也受到這種心態的深刻影響，放棄了對儒家“三立”的追求，把目光從社會轉向家庭之中。他們的閨中伴侶秀外慧中，才華出眾，見解超群，可以和他們一起經營藝術化的人生。在和這些女子的生活中，這些仕途偃蹇、人生失意的中下層文人獲得了真正的愛情，達到了靈肉交融的境界。他們由方外之戀、救贖人世之戀，轉移到了自我，轉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間世俗之戀。

“憶語體”散文的作者傾注了自己的滿腔情感，非常細致地刻畫了女主人公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文中描寫的都是他們共同經歷的一些日常瑣事，如閨房之趣、烹茶焚香、吟風弄月、插花造景、游山玩水、服勞侍疾等等。文中的被敘述者（董小宛、陳蕓、王子蘭、關?、胡恕）是敘述者（冒襄、沈復、陳裴之、蔣坦、余其鏘）眼中的人物，是被敘述者情感化了的。在對往事的追憶之中，始終流淌著敘述者的真摯情感。在真情的澆灌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格外光彩照人。冒襄被董小宛的智慧才識、慧心隱行深深打動，贊嘆“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沈復對蕓娘則心折神服，認為“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陳裴之非常欣賞紫姬的處世得體，把她視為自己的良師益友；蔣坦對秋芙的才華心悅誠服，敬愛之情溢于言表；余其鏘則深為淑娟的賢能所折服，贊嘆“稱以賢婦，豈過譽哉”，作者是在用自己的情感寫世界和這個世界上的人，抒寫對人生、生活、自然和社會的感悟，言我之志，抒我之情。作者與女主人公共同構成了文章“雙重作者的主體性”，消解了我和他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使敘述者和被敘述者（作者本人，作者和女主人公）合而為一。在“憶語體”散文這種新型的文體中，“我”和愛人——這些在傳統倫理道德束縛下喪失了自我，只是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的個人——終于認識到了自我的存在，發現了理性之外的“有情”世界。他們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追求自我精神的適意滿足。寄情山水，領悟童趣，在閑情逸致中，在審美情趣的追求中，體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二

“憶語體”散文的淵源，是明代以前注重藝術性、抒情性的古代散文；近源則是晚明小品。“憶語體”散文對晚明小品既有吸收繼承的一面，又有開拓創新的一面。開拓創新主要表現在作品審美容量的擴大和表情的更加直率大膽。這里我們主要分析它對晚明小品的吸收繼承。

晚明時期，小品文空前繁榮，清新活潑、簡明生動，在信筆直書中自然地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當時的一些文壇大家，如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鐘惺、譚元春，以及徐渭、張岱等都是寫作小品文的高手。晚明小品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創造性。它和“憶語體”散文產生的社會背景是相似的，都與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和市民意識的增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