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迪拉德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生態文學作家。她的散文集《汀克溪的朝圣者》（以下簡稱《汀》），又譯《溪畔天問》，自問世以來就在美國文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被譽為“最有影響力的當代自然文學的范本”。［1］P236該散文集分為15章，以一年四季為框架，生動詳細地描述了作者在弗吉尼亞的汀克溪畔目睹的自然景象，展現了弗吉尼亞內地空靈寂寥籠罩下的自然生態環境，同時記錄了她對自然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等話題的思考和感悟。本文試以《汀》為文本，結合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相關理論，對迪拉德的生態思想作一番探討。

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想陣營中的一個重要派別，以小約翰•科布和大衛•格里芬等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因其富有“建設性”和“創造性”而彰顯出自身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而其“建設性”的一面就體現在“它把對人的福祉的特別關注與對生態的考慮融為一體”，［2］P39強調對世界的關心愛護，推崇“生態主義”和“綠色運動”，力求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從一開始就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它將自然與人類人為地割裂開來，把自然當做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和目的的僵死客體，把人類看做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萬物之主，所以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價值，僅僅將自然當做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任由人類肆意掠奪和征服，這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那種親切感的喪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帶來的意義和滿足感的喪失”。［2］P211在此基礎之上，受懷特海有機哲學的影響和生態學的啟發，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提出了“有機主義”的概念，認為宇宙萬物是聯結在一起的有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在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把整個世界當做是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人和自然都是這個系統中的子系統，所以在這個生態系統中，自然和人同等重要，人的生存和處境與其他物種的生存狀況緊密關聯；人與自然萬物的相互作用是有機和諧的關系，而不是純粹機械式的關系；作為生態系統有機組成部分的人類，應當遵循生態系統的整體規律，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尺度來衡量自己和約束自己的活動，重新建構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關系。因此，“后現代人世界中將擁有一種在家園感，他們把其他物種看成是其有自身的經驗、價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們同這些物種之間的親情關系。借助這種在家園感和親情感，后現代人用在交往中獲得享受并持有任其自然的態度，這種后現代精神取代了現代人的統治欲和占有欲”。［2］P38可見，這種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有機自然觀實際上是在肯定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基礎上，強調自然與人類的平等地位，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樣一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便徹底改變了世界的形象，用F.費雷的話說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獲和愛護的大花園。”［2］P9

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一樣，迪拉德在《汀》中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試圖“以人類與生態關系見證人的身份，向人們提示一個信息，即人類文化只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與動物、植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P238在她看來，世界（自然）是一個整體，自然萬物休戚相關，人不是世界高高在上的主宰，而是像其他物種一樣，只是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其他物種有它們自己的尊嚴和自身的內在價值。所以，在看到了麝香鼠后，她在驚嘆中表露了自己對生物多樣性、生物尊嚴及諸物種內在價值的肯定：“世界上有野生動物的存在是一件令人歡呼的事，看到它們的一剎那也是令人愉悅的，它們有美好的尊嚴……而麝香鼠是肉食動物食物鏈中的重要一環。”［3］P198她甚至還覺得與自然之力相比，人的力量則顯得非常的渺小。于是，她詼諧地說：“一棵大榆樹，光是一個季節里就能制造出600萬片葉子，全部十分繁復，卻也不費吹灰之力，我連一片也造不出來。”［3］P112此外，她還反對用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審美觀去判斷大自然中其他物種的形態和行為，認為大自然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大自然是美好的，讓人如癡如醉，另一方面，大自然也險象環生，令人生畏。但無論美丑，無論其存在是否與人類發生沖突，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人類不應該以自己的標準去橫加干涉，而應以多元標準來看待他們。對物種趨向復雜化、多樣化的進化過程，她以這樣的口吻表明了其立場：“沒有哪個人會拿著一支藍色鉛筆，高高在上地看著進化過程，說：‘那個，那邊那個，簡直荒謬，我可不要。’假如某種生物通過了，就批個不予刪除。我們的品味遠比造物主高嗎?”［3］P138在描述了一些低級生物多產而存活少的現象，以及不少生物丑惡的生存形式后，面對“是這個世界錯，還是人類的感情趨向和道德判斷錯”這一選擇時，她選擇了后者。她認為：“我對其他生物之多產及浪費生命所保持的保留態度，不過是神經質罷了，好多生物確定十分丑惡地生存并死去，但沒有人讓我下價值判斷。”［3］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迪拉德把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看成人類平等的伙伴。她不僅把自己喜歡的魚、鳥和麝香鼠等動物視為朋友，而且試圖在她厭惡的某些昆蟲身上“找到一絲同伴情誼”，并說：“寄生蟲是我們生命的伙伴。”［3］P64但需要指出的是，迪拉德在肯定自然的內在價值，宣揚自然與人類的有機聯系的同時，還認為人類應當有人類的標準，無需毫無保留地師法大自然中的一切，使自己無異于禽獸。所以，她主張人們學習“獵狗追兔”的執著，尋求“小狗般的天真”，但又明確指出：“我們不用也不應淪為一只小狗。”［3］P102在這一點上，迪拉德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又站在了同一高度上，即在肯定自然內在價值的同時，“并不等于說人的內在價值可以與一只小昆蟲相提并論”，其目的是在“否定人類是創造之君，其他東西都為他使用而設”［2］P39的基礎上，謀求人類與自然的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