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倫理生活和道德生活是人之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那么這一生活方式的確立必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秩序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倫理的建立。對于人類當前的生活而言，前者雖然具有種族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別，但總體上的秩序已經基本確立，而具有某種程度上普遍性和合理性的后者卻尚未形成。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確立生態倫理觀？如何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合理性互動？“建設性或修正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科學的、道德的、美學的和宗教的直覺的新體系。它并不反對科學本身，而是反對那種允許現代自然科學數據單獨參與建構我們世界觀的科學主義。”［１］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思想中蘊含著一種必然性的選擇———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倫理觀的重建，并以生態倫理重構為基石推動人與自然之間生態文明的不斷確立。

一

生態倫理觀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理論目標。一種思想觀念的確立，特別是生態倫理觀作為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觀念，其普遍性認同和普世性影響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其中的重要一環是思維方式的確立。

思維方式對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施加的影響潛移默化但卻至關重要。一種思維方式的確立往往會左右和影響人們的價值選擇和行為選擇，生態倫理觀的確立也是如此。區別以往西方社會既成性的思維方式，生態倫理觀強調生成性的思維方式，懷特海將其概括為“萬物皆流”的流動性，并認為流動性包含有三重內涵：其一，強調“流動性”本身的重要意義；其二，“皆”表達流動性本身具有萬事萬物之間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是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共有特征；其三，“萬物”作為流動性的主體。三層內涵以遞進的方式表達了人與自然共生的完整性特性，這一完整性并非是凝固化的，而是過程性和轉化性的。懷特海要以“過程性”作為構建生態倫理觀的思維方式，以此規約整個人類社會未來倫理規范的走向。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范的過程性，首先是產生的過程性，是“合生”的過程。“‘合生’是某種過程的名稱，在這種過程功能中，許多事物構成的宇宙，通過把‘多’之中的每一個要素確定地整合到新的‘一’的構成中的次要成分中，獲得某個個體的統一性。”［２］合生就是新事物的產生，即事物通過相互“和合”而實現共生的過程，是事物現實存在的狀態。如果說“合生”是現實世界生成的結果，那么“轉化”就是現實世界生成的過程，這一生成過程包含著生命靈動的過程性，更包含著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共存共生性，自然和其他物種相對于人的先在性和共存性便使得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規范成為可能。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范的過程性，其次是一種認識和感受的過程性。實際上就是由種種感受的過程所造成的合生，是能感受的人感受到自然的時間先在、血緣傳遞、和諧共生、相伴發展的歷程性，使人在認識和感受自然的過程中呈現一種尊重和敬畏的態度。這一態度伴隨著知識的形成過程以認識的統一性為目標。這一統一性并非僅僅是人對自然規律的把握和自然知識的豐富，更重要的是認識到自然對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立足于人的生活認識自然之于人的價值和意義，使人類的感受的過程性建立在人對生態狀況的自覺維護上與對生態倫理與生態道德的自覺踐行上。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范的過程性更是一種審美的過程性。對自然與世界進行認知的過程，一方面體現為求“真”的過程。“真”包含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真實把握，必然包含著“善”意義上的合理性內涵；另一方面“真”與“善”的統一必然體現為“審美”的過程性。自然并非僅僅作為人的認識對象、人的行為作用的對象，更重要的是作為人的審美對象。在美的形成過程中，人對自然的認識之真與自然對人的倫理之善融匯于人對自然的審美過程中，實現真與善在更高層面上的統一。也就是說，認識自然的過程成為審美的流變過程，生態與自然的確定性流變為審美的不確定性，人看待世界與審視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要素，流變為人的審美的眼光成為對自然生態進行創造的重要原初動力。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倫理規范的過程性還包含通過過程將直接的感受性轉化成為間接的感受性。在生態倫理觀思維方式形成的過程中，既包含著從現實的世界中提煉和形成思維方式，也包含著以某種思維方式關涉現實的內容，后者是生態倫理觀形成的前提。“前一過程造成了從‘現實的’到‘純粹實在的’轉化；后一過程造成了從實在的到現實的增長。前一過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過程是目的論的。……前一過程提供了那些實際上支配著獲得的條件；而后一過程提供了現實地所獲得的種種目的。”［２］（３９１）人對自然的感受性和審美過程的現實性最終因這一思維方式而達到統一，這便是生態倫理或生態道德思維方式重新回歸現實世界的起點。

二

以建設生態倫理觀為基本目標，以過程性思維為思維方式或倫理規范，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始終強調“建設性”的基本主張。“建設性”既包含理論的建設性，當然也包含在現實生活當中如何解決生態問題，拯救生態危機的具體建設性策略。“如果人們采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態度運用科學，世界最終將以一種毀滅的方式報復科學。因而后現代科學必須消除真理與德行的分離、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１］（９５），使上述兩者實現統一。這就需要通過一整套理論的建構使人們知道和理解生態倫理和生態道德之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這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更為重要的任務。

以格里芬和柯布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提出了以關系性理論建設生態倫理觀的思路。“個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他（她）只是借助這些屬性同其他事物發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這些事物并不影響他（她）的本質。相反，個體與其軀體的關系、他（她）與較廣闊的自然環境的關系、與其家庭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都是個人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３］無論對于人、物還是人與世界的關系都是以事件為契機發生某種關聯，而事件是關系的集合。事件（時間、地點、人物、過程）包含著廣泛的關系性，時間要素只是其中之一。自然不僅在時間意義上存在于人類的過去，并通過現在對人們施加影響，必然會更加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未來。倡導生態倫理和生態道德，建構新的生態倫理觀使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能夠解救“正歪歪扭扭地、毫無意義地走向”自殺的現代人的生態危機和生活危機。自然作為人與自然關系事件中的“地點”和“人物”———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生成的母體、環境、前提，更是人與自然雙向主體當中的重要一極，是“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所處的環境作出自由反映的具有真正創造性的存在物”。“生物學教導說，生命之網是一個由各種體系構成的體系。我們在制定政策和做計劃時，最好要貫徹這一思想，因為如果我們違背了生物健康的條件，我們這個種類最終是不可能存活的。”［４］同樣在人與自然的“事件”當中，過程性賦予參與者以責任和使命，“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不過，一個人是按照信念倫理準則行動———在宗教上的說法，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后果則委諸上帝’；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行動者對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后果負有責任，其間有著深刻的對立”［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