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摘 要：以 2010—2017 年中國 A 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采用 logit 模型，考察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管從軍經歷正向促進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且該作用在民營企業中更加顯著;融資約束會弱化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高管從軍經歷能夠彌補地方環境監管的不足，即地區環境規制越弱，高管從軍經歷對于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的促進作用越顯著。

　　劉鉆擴; 王洪巖， 軟科學 發表時間：2021-07-30

　　關鍵詞：從軍經歷;綠色創新;企業性質;融資約束;環境規制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受到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綠色創新已經成為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首要發展理念。企業作為綠色創新的行為主體，不僅需要外在因素的推動，還需要企業內部資源、創新能力和高層管理者的支持。高管在企業綠色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可憑借領導特質、環境承諾和參與度，有效地增強內部激勵，提升員工的環保意識和企業的環境績效[1]。

　　由高階理論可知，管理者早期經歷的異質性會影響其認知結構，進而導致不同的管理風格和決策偏好[2]。已有較多研究表明從軍高管在企業管理中展現出強烈的道德感和偏好風險等特質，對公司治理、技術創新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3,4]。隨著綠色發展理念和環境政策的推進，從軍高管所在企業必然會涉及綠色創新的決策，且軍人這一獨特的職業背景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和管理風格勢必會影響其決策結果。那么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的綠色創新影響如何，企業性質、內外部環境的不同是否會產生異質性效果?

　　本文在上述問題的引導下，基于高階理論，以 2010—2017 年中國 A 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結合從軍高管的個性特征，探究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一方面豐富了有關管理者從軍經歷的研究，為進一步分析高管從軍經歷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為企業實現綠色轉型、高管團隊選聘提供了參考，對解決高質量發展背景下退伍軍人就業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1.1 文獻綜述

　　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和高管從軍經歷的經濟后果兩個方面。

　　1.1.1 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

　　綠色創新是指企業在工藝創新及組織管理中避免或降低對環境傷害的行為。鑒于綠色創新對企業競爭優勢和環境改善的重要作用，學者們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關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動因研究主要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外部動因的研究主要包括環境規制、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性壓力等[5,6];內部動因的研究主要包括企業內部資源、創新能力等[7,8]。自高階理論提出后，管理者的早期經歷和個性特質如何影響企業綠色創新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Amore 等[9] 通過構建準自然實驗，得出高學歷 CEO 會表現出更高的環境意識，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能源效率。Arena 等[10]的研究表明，具有傲慢特質的高管會過度依賴自己的看法做出決策，高估綠色創新項目成功的可能性，從而增加企業綠色創新投入。

　　1.1.2 高管從軍經歷的經濟后果

　　高管從軍經歷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背景，在影響高管道德行為和風險偏好方面引發了學者們的廣泛探討。道德行為方面，Benmelech 和Frydman 的研究表明，具有從軍經歷的 CEO 擁有強烈的正直感和責任感，不太可能參與公司的欺詐活動[11]。從軍高管在軍隊中形成的強烈道德觀念還會約束其自身的違規行為，更多地關注公司的合法利益而非謀取私利[12]。風險偏好方面，賴黎等研究發現,具有從軍經歷的高管會傾向選擇高風險的融資行為，其戰略更為冒進，該效應在非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13]。也有學者認為從軍經歷會讓高管決策更為保守且規避風險，導致公司風險承擔水平顯著下降[14]。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和高管從軍經歷的經濟后果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現有文獻仍有不足之處：第一、現有文獻局限于探究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單一因素，鮮少研究組織內外環境的異質性。第二、現有關于高管從軍經歷的研究大多關注企業績效方面的影響，鮮少涉及其行為背后對環境和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的影響。第三、關于高管與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缺乏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兩個方面的綜合考量。鑒于此，本文基于高階理論，從技術和管理兩個層面，理論分析并實證檢驗了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且進一步分析了企業性質、內外環境的異質性影響。

　　1.2 理論分析

　　1.2.1 高管從軍經歷、企業性質與綠色創新

　　根據高階理論，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從軍高管的特質能夠通過對企業自身能力和環境壓力的解讀深刻影響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選擇。從綠色技術創新方面來看，受過軍事技能訓練的退伍軍人，會表現出更低的風險規避[15]，進而減少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問題。從綠色管理創新的方面來看，軍人擁有更強的適應和應變能力，這一特質有利于從軍高管在公司運營中主動創新組織結構和過程管理系統，優化資源配置，為綠色管理創新的成功奠定基礎。并且具有從軍經歷的高管在經營管理中會表現出強烈的道德動機和利他偏好[16]，主動增強對環境監管的支持作用，促進企業資源向綠色發展方向傾斜。

　　長期軍事素養的訓練，還會培養從軍高管長遠的戰略眼光。使其在面臨公司決策時更全面地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性壓力和消費者的綠色偏好，注重長期利益，進而增加企業的綠色創新投入。并且從軍高管具有較強的政策感知能力，會通過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幫助企業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17]。因此，面對同樣的環境政策壓力，從軍高管將會更主動地培育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提升綠色形象，以增強對政府環境監管的回應。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a：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生正向影響;

　　H1b：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產生正向影響。

　　此外，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認知邏輯和稟賦能力上存在差異，從而導致不同的綠色創新偏好[18]。相較于民營企業的經營目標，國有企業還負有落實國家政策、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等政治任務和社會目標，這通常會擠占企業的綠色創新資源。并且國有企業高管的決策傾向于滿足政治期望，尋求政治晉升[19]。因此，國有企業高管更愿意選擇短期內能獲益的項目，從而放棄回報周期長的綠色創新投入。相較于國有企業的身份優勢，民營企業則面臨著更嚴格的環境監管和競爭壓力，期盼通過綠色創新來減輕企業的環境壓力和獲取競爭優勢。因此，從軍高管的特質在民營企業中能夠得到更大的發揮，從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2a：相較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顯著;

　　H2b：相較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的促進作用更顯著。

　　1.2.2 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

　　由于綠色創新的高風險、信息的不對稱性，即使面對強大的制度壓力，企業仍缺乏開展綠色創新的動力。基于資源基礎觀，企業對組織內外環境的響應程度取決于它獲取資源的能力。融資約束的放松可以通過降低資源獲取成本和分散風險來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例如：Grazia等的研究表明，通過獲得外部融資和政府補貼緩解了融資約束的公司，其綠色創新意愿更強[20]。反之，當企業面臨較高的融資約束時，更愿意追求有形資產，而非技術創新、組織結構變革等無形資產。這種資產配置的扭曲會削弱企業對綠色創新的投入，導致其更差的環境績效[21]。

　　因此，融資約束的放松能夠增強從軍高管實施綠色創新的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3a:企業的融資約束能負向調節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

　　H3b:企業的融資約束能負向調節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的作用效果。

　　1.2.3 環境規制的情境作用

　　在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中，政府的環境監管會對企業的綠色行為產生強大的影響[22]。當企業處于環境規制較強的地區，無論高管是否具有從軍經歷，更嚴格的環境監管都會導致投入要素的價格提高和環境成本的增加，迫使企業采用綠色創新來解決問題[23]。企業會產生強烈的動機進行綠色創新，來減輕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支出。反之，當企業處于環境規制較弱的地區，更多的企業會選擇 “搭便車”的行為，他們更愿意成為綠色創新的模仿者，而不是先行者。但是所處環境的改變，不會輕易磨滅長期從軍經歷所塑造的內在道德品質和個性特征。因此高管從軍經歷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環境規制較弱的地區能夠得到更有效的發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4a:企業所處地區環境規制越弱，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越顯著;

　　H4b:企業所處地區環境規制越弱，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的正向影響越顯著。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 2010 年環保部出臺了一系列環保政策，企業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因此，本文以 2010—2017 年中國 A 股上市企業為初始樣本，為提高數據的有效性及嚴謹性，對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2)剔除年度內被 ST 和 PT 的上市公司;(3)剔除相關研究變量嚴重缺失的公司。最終獲得了 8560 個樣本觀察值，其中國有企業 4232 個，民營企業 4328 個。高管從軍經歷數據根據 CSMAR 數據庫中“高管個人簡歷”手工獲取，并通過媒體工具進行補充。綠色技術創新相關數據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綠色管理創新數據來自于國家認監委官方網站，環境規制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公司層面其他數據均取自 CSMAR 數據庫。所有連續變量均采取 1%到 99%的縮尾處理，以排除極端值的干擾。

　　2.2 變量設定

　　2.2.1 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

　　鑒于綠色創新的性質，本文將其分解為綠色技術創新( GTI )和綠色管理創新( GMI )。 GTI 以企業是否擁有綠色專利為衡量標準。企業的綠色專利通過《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中的 IPC 分類號和企業名稱為關鍵詞來獲得，擁有一項或多項綠色專利則 GTI 為 1，否則為 0。GMI 通過企業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ISO14001 或 GB/T24001 認證)來測度。若當年度的上述認證有效，則 GMI 為 1，否則 GMI 為 0。

　　2.2.2 解釋變量：高管從軍經歷

　　本文依據高階理論，并結合中國企業所有權的劃分，以董事長和 CEO 職位代表公司高管。當董事長或 CEO 具有軍隊或軍校經歷時，高管從軍經歷( Army )取 1,否則為 0。

　　2.2.3 調節變量：融資約束

　　本文參考Hadlock 和Pierce 的研究，用 SA 指數的絕對值來表示融資約束( FC ) [24]。 SA 指數表達式為： 2 SA Size Size Age = 0.737 0.043 0.04 ? ? ? ? ?。其中 Size 為企業總資產的對數值， Age 為企業成立年限。 SA 指數的絕對值越小，表示企業的融資約束越高。

　　2.2.4 情境變量：環境規制

　　本文采用企業所在各省市污染治理實際投資額的對數來衡量環境規制( ER )強度，根據樣本中環境規制的均值，將樣本劃分為弱環境規制和強環境規制兩組。

　　2.2.5 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的選擇參考相關文獻，控制了如下變量:公司規模( Size )、經營活動現金流( Cfo )、總資產收益率( Roa )、財務杠桿( Lev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Share )、董事會規模( Board )、董事會獨立性( Out )、企業存續時間( Lage )、行業( Ind )、年份( Year )、地區( Region )。為了減少高管個體效應對結果的影響，本文還控制了高管性別( Gender )、年齡( Age )。變量的具體定義見表 1。

　　2.3 計量模型

　　本文從綠色技術創新( GTI )和綠色管理創新( GMI )兩個層面探究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并且考察企業性質的異質性影響，以及融資約束( FC )的調節效應和環境規制( ER )的情境作用，構建以下模型進行相關檢驗。

　　主效應模型： GTI Army Size Cfo Roa Lev Share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11 , 12 Board Out Lage Gender Age Ind i t i t i t i t ? ? ? ? ? ? 13 14 , Year Region i t (1) GMI Army Size Cfo Roa Lev Share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11 , 12 Board Out Lage Gender Age Ind i t i t i t i t ? ? ? ? ? ? 13 14 , Year Region i t (2)

　　調節效應模型： GTI Army FC Army FC Size Cfo Roa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 11 , 12 Lev Share Board Out Lage Gender i t i t i t i t i t ? ? ? ? ? ? ? ? ? ? 13 , 14 15 16 , Age Ind Year Region i t i t (3) GMI Army FC Army FC Size Cfo Roa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 11 , 12 Lev Share Board Out Lage Gender i t i t i t i t i t ? ? ? ? ? ? ? ? ? ? 13 , 14 15 16 , Age Ind Year Region i t i t (4)

　　由于 GTI 和 GMI 均為二值變量，故采用 Logit 模型進行回歸檢驗。模型(1)中，如 1 ? ? 0 且統計顯著，表明 Army 對 GTI 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否則為負向的抑制作用;模型(2)中，如 1 ? ? 0 且統計顯著，表明 Army 對 GMI 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否則具有負向的抑制作用。為了檢驗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在模型(1)、模型(2)的基礎上分別加入 FC 以及 FC 與 Army 的乘積項構建模型(3)和模型(4)。企業性質和環境規制的情境作用均在模型(1)、模型(2)的基礎上進行分組回歸，以驗證假設 H2 和假設 H4。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 2 呈現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 Army 的均值為 0.029，意味著具有從軍經歷的高管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不足 3%。GTI 的均值為 0.126，GMI 的均值為 0.429，說明相比于綠色技術創新，我國企業更愿意進行綠色管理創新。表 2 顯示高管從軍經歷( Army )與綠色技術創新( GTI )和綠色管理創新( GMI )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初步驗證了 H1a 和 H1b。除了企業存續時間與融資約束的相關系數高于 0.6，其余各主要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均低于 0.6，表明模型中變量不具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表 3 呈現了主要變量分組描述統計結果，得出從軍高管所在公司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水平均明顯高于無從軍經歷高管所在公司，但從軍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資約束明顯高于無從軍經歷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資約束。

　　3.2 實證結果

　　3.2.1 高管從軍經歷、企業性質與綠色創新

　　H1 和 H2 的結果如表 4 所示，其中(1)、(2)為全樣本回歸結果。Army 與 GTI 和 GMI 的回歸系數分別在 5%和 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具有從軍經歷的高管所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會得到顯著提升，即從軍經歷所塑造的高管特定的價值觀和決策偏好，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了正向促進作用，支持了高階理論關于管理者特質對企業行為影響的假說。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設 H1a 和 H1b。從企業性質分組回歸結果(4)、(6)來看，在民營企業樣本中， Army 與 GTI 和 GMI 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從回歸結果(3)、(5)來看，在國有企業樣本中 Army 的系數不具有顯著性。表明高管從軍經歷能夠正向促進民營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對國有企業則沒有顯著效果，假設 H2a 和 H2b 得以驗證。這一結果說明國有企業的政治任務和制度環境會抑制從軍高管對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而民營企業所承受的環境和市場壓力，會促使其經營目標與從軍高管的決策理念高度契合，從而強化從軍高管的綠色創新偏好。

　　3.2.2 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

　　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如表 5 所示，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 Army FC ?的系數在模型(2)中顯著為正，在模型(4)中為正但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融資約束在高管從軍經歷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但對綠色管理創新沒有調節作用，假設 H3a 得到驗證，拒絕了 H3b。原因在于，相比于綠色管理創新，綠色技術創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受企業資金的約束程度更高，并且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階段性的特征，不同階段對資金的敏感度不同，需要企業具有較強的融資能力。因此當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低時，資金對高管綠色技術創新決策的限制越小，進而強化了高管從軍經歷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

　　3.2.3 環境規制的情境作用

　　表 6 為環境規制的分組回歸，可以看出只有當地區環境規制較弱時，Army 對 GMI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企業所在地區環境規制越弱，高管從軍經歷對于促進企業綠色管理創新作用越大，假設 H4b 得到驗證，拒絕了 H4a。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由企業追求利潤的動機所決定的。當企業處于強環境規制地區，會通過兼顧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來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進而減輕環境監管的壓力。而弱環境規制會使企業更注重財務績效，放棄綠色管理創新，去選擇能夠直接轉化為企業盈利能力的綠色技術創新，導致企業綠色管理創新不足。但是對于從軍高管來說，即使在環境監管較弱的地區，仍會堅守初心，其特質能夠得到更有效地發揮，通過進行綠色管理創新來彌補環境監管的不足。

　　3.3 穩健性檢驗①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穩健性檢驗。①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應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避免樣本自選擇問題，控制相關變量按照 1:4 的匹配原則，采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匹配對照組，再次進行回歸檢驗;②工具變量法：鑒于遺漏變量可能對主要結論造成內生性干擾，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來緩解內生性問題。其中工具變量參考權小鋒等[4]的處理方式，選取地區從軍氛圍作為高管從軍經歷( Army )的工具變量;③高管從軍經歷的重新測度：為了排除高管從軍經歷( Army )的變量測度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以高管團隊內部成員是否有從軍經歷來重新測度，即當高管團隊內部成員有從軍經歷時記為 1，否則為 0，然后進行回歸處理。通過以上檢驗，本文的結論依然穩健。

　　4 研究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本文基于高階理論，以 2010—2017 年中國 A 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運用 logit 模型，分別從技術和管理兩個層面，實證檢驗了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管從軍經歷顯著促進了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在企業性質層面，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正向影響受到國有企業政治任務和制度環境的約束，民營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管理創新程度相對更高。從融資約束的調節效應來看，融資約束能負向調節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即企業的融資約束越低，從軍高管所在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程度越高;從環境規制的情境作用來看，高管從軍經歷與地方環境規制在促進企業綠色管理創新方面存在互補的關系，表現為地區環境規制越弱時，高管從軍經歷對企業綠色管理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越顯著。

　　4.2 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 3 個方面：①本文從微觀高管從軍經歷層面研究企業綠色創新問題，拓展和豐富了對于企業綠色創新行為影響機制的研究范疇。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宏觀層面對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的影響，而高管個體微觀層面的影響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②補充了高管特質對不同綠色創新行為偏好的相關理論研究。現有關于高管特質與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的研究往往只關注綠色技術創新，本文通過引入綠色管理創新這一變量，揭示了高管從軍經歷對不同綠色創新行為的差異影響;③本文從管理者早期經歷出發，深入探討和分析從軍經歷對管理者道德動機、風險偏好等心理行為的影響，并結合內外環境差異，探究了其對企業綠色創新決策的影響，完善和豐富了高階理論。

　　4.3 實踐啟示與未來研究展望

　　根據本文研究結論，得出以下啟示：①綠色轉型企業在管理層選聘和人才培養中，應該將個人早期經歷納入到考量和評價范圍內，通過聘用有高道德水準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從軍高管來提升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另外企業還可以通過調整融資約束來影響從軍高管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響應程度，以便實施的綠色創新更加適合企業戰略目標與經營狀況;②政府在對退伍軍人的安置上可考慮其對綠色發展的作用，尤其在環境監管較弱的地區，為促進軍人到企業管理者的角色轉變提供積極的政策支持。通過為即將離開部隊的軍人提供管理崗位就職的預培訓，打造更加便捷的軍營“就業直通車”，設立退伍軍人創業孵化基地，對其進行環保知識的培訓，從而使得退伍軍人轉變為企業高管后更有效地提升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

　　本文的局限性和未來研究：僅檢驗了高管從軍經歷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關于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以及企業生命周期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做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