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空特征及區位選擇因素分析

　　摘要: 基于 2010 - 2017 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數據，綜合分析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空特征。 通過 2010 - 2017 年東道國國際面板數據，運用回歸法分析了東道國勞動力成本、資源稟賦、地理距離、市場規模和基礎設施等因素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分布和投資源地上均表現出明顯的時空不均衡特點。近年來對歐美國家投資力度大，且避稅地對投資主體的吸引力較大。 浙江省對外投資源地主要以杭州、寧波等地為主;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主要以制造業為主; 勞動力成本和地理距離與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呈明顯正相關，表明浙江省對外投資逐漸表現出對高端勞動力和技術追逐的傾向。

　　本文源自淮陰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 淮陰師范學院學報是由淮陰師范學院主辦的學術刊物，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版本。此外，淮陰師范學院教育論壇也納入淮陰師范學院學報，進行建設。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區位因素; 面板數據; 浙江省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及加入世貿組織近 20 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現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近年來，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依靠外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向產業轉型升級、創新驅動、重視新市場開拓等多元化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即是從全球時空尺度上進行謀劃，尋求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選擇[1]。 正是為了尋求新常態下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啟動了“一帶一路”倡議[2]。

　　《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5 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OFDI) 首次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 IFDI) 金額，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以“走出去”和“引進來”并行為鮮明特征的全新發展階段。 但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全球經濟開放合作機制與逆全球化交織，加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深刻影響了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外部環境[3]。 2019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1 369。 1 億美元，同比下降 4。 3% ，在連續 4 年對外投資大于實際利用外資后，再次形成外商直接投資大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局面。優化對外直接投資全球空間格局，提升對外投資有效性，是當前中國“走出去”面臨的重要問題[4]。

　　對外投資的時空格局和影響因素是經濟地理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多學科領域共同關注的研究課題。發達國家在該領域研究起步較早，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對外投資理論，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和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等[5]。國內學者主要運用引力模型、泊松回歸模型、GMM 估計方法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認為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科技水平、政治穩定性以及文化相似性等因素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6-9]。

　　浙江省是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也是長三角城市群重要組成部分。 浙江也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與“新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往來密切、經濟互補性強。 此外，浙江民營企業基礎雄厚、實力強，市場靈活度高，甚至很多民營企業具有“天生”對外投資的特性。 因此，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大背景下，浙江對外投資提質增量潛力巨大。 目前關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不多，內容主要涉及對外投資的發展階段及其趨勢、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特征和動機，以及對外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等[10-13]。 本文重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該研究將對浙江省制定合理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具有一定意義。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 1 研究方法

　　1。 1。 1 基于重心模型的投資重心演變分析

　　在時空上，重心模型能夠分析區域要素的流動性和聚集性。 而在時間上，重心模型能夠深化研究要素流動的歷程、狀態和趨勢。研究方法如下: 將各東道國確定在一個空間的直角坐標系內，東道國由 n 個基本單位組成，各基本單位的地理中心或者是行政中心的經緯度則可以表示為( Xn，Yn ) 。 本文所要探討的投資重心的公式可以表示為:

　　1。 1。 2 面板數據分析

　　以 2010 - 2017 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被解釋變量，選取東道國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地理距離等 5 個因素為解釋變量，其中人均國民收入用來作為東道國勞動力成本，記為 PGNI; 基礎設施選擇每百萬人口中互聯網用戶，互聯網用戶可反映國家的現代化水平，記為 ELE; 自然資源稟賦以東道國礦產及燃料資源占總出口的比重來表示，記為 FU; 市場規模用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記為 GDP; 地理距離記為 DIS。 基于對外投資規模，并剔除中國香港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區，共選取 20 個國家和地區作為樣本進行量化分析( 表 1) 。

　　1。 2 數據來源

　　量化分析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 2011 - 2018 年浙江省商務統計年鑒; 東道國人均收入( 美元) 、互聯網用戶、東道國燃料資源占總出口比重、國民生產總值等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發展指標數據庫( WDI) 。可將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模型表示為: OFDIit = α1 + β1PGNIit + β2ELEit + β3FUSit + β4TECit + β5DISit + εit ( 3) 其中，i 表示投資東道國，t 表示投資流量，α1 是常數，表示模型中不隨時間變化的非觀測效應，β 表示各因素的系數估計值，εit是對外直接投資在第 i 個國家 t 年的截面單元個體特性及誤差項的復合擾動項， OFDI 為被解釋變量，PGNI、ELE、FU、GDP、DIS 為解釋變量( 表 2) 。

　　2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空特征分析

　　2。 1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階段變化特征

　　對比分析 2010 - 2017 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變化特點，發現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處于不斷上升狀態( 圖 1) 。 圖 1 數據來源為 2011 - 2018 年浙江省商務統計年鑒。

　　依據雙向直接投資的差距變化，可以將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劃分為 3 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2010 - 2014 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在擴大。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率明顯高于對外直接投資增長。 可見，受政策、人口成本等因素影響，外國投資是浙江省經濟發展的動力，浙江對外資的吸引力較大。第二階段為2014 - 2016 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逐漸縮小。 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斜率高于外商直接投資，說明近幾年浙江省吸引境外投資的能力減弱，其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了改變。第三階段為 2016 - 2017 年，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再次擴大。 在此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進一步放緩。同時為了防范對外投資過快帶來的風險，2016 年以來，政府積極引導企業理性開展對外投資活動，導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減少。表明浙江省對外投資已經從規模擴張發展到結構優化的新階段。

　　2。 2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全球分布

　　2。 2。 1 2017 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空特征

　　根據浙江省商務廳相關數據顯示，浙江省對全球 144 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投資活動，各大洲均有涉足，但時空表現極不均衡( 圖 2) 。 2017 年按累計中方投資排序，浙江省境外投資前 10 位國家和地區主要有: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美國、印度尼西亞、英屬維爾京群島、瑞典、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開曼群島、越南( 表 3) 。 表 3 中數據來源為 2018 年浙江省商務統計年鑒。

　　2。 2。 2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時空特征演化

　　采用重心模型公式( 1) 和( 2) ，計算 2010 - 2017 年之間投資重心變化，繪制投資重心演化圖( 圖 3) 。 從圖 3 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重心變化趨勢有以下特點: 1) 投資重心分布零散且極不均勻，重心位置的經向和緯向變動均較大; 2) 2010 - 2017 年浙江省投資重心總體上逐漸向歐美國家和地區移動，且移動幅度較大。 根據投資重心移動位置，大致可將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演變過程分為 3個階段: 第一階段 2010 - 2013 年，重心由地中海東部的以色列向歐洲的荷蘭和德國轉移; 第二階段 2014 - 2016年，投資重心由歐洲向美洲( 主要是美國) 轉移; 第三階段 2016 - 2107 年，投資重心由美國再次向歐洲轉移，2017 年歐洲占浙江省境外投資比重的 29。 5% ，美洲占比下降為 20。 7% 。 近年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逐漸向高新技術領域拓展，對技術、人才、資金等需求較高，而歐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法律法規較為完善、市場規模大，能夠為企業發展提供平臺和契機，因此歐美地區成為浙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

　　2。 3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源地的時空布局

　　分析 2010、2012、2015 和 2017 年浙江對外直接投資源地( 圖 4) 發現，杭州和寧波一直是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地區。 2017 年杭州和寧波占浙江省對外投資的 47。 9% 。 兩個城市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工業基礎以及活力十足的民營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一直走在浙江省前列。 近年來，紹興、金華和嘉興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較快，而衡州、麗水、舟山等地雖有所增長，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其他地區較低、基礎設施相對薄弱、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也相對較晚，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一直較小。

　　2。 4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特征

　　2017 年浙江省對外投資行業較為廣泛，主要以制造業、采礦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為主，制造業占比達到 64。 2% ，其中又以汽車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紡織業為主( 圖 5) 。 圖 5 中數據來源為 2018 年浙江省商務統計年鑒。

　　對比 2011 - 2017 年數據發現，浙江省對外投資行業結構存在明顯波動現象( 圖 6) ，圖 6 中數據來源為 2012 - 2018 年浙江省商務統計年鑒。 從圖 6 中可以看出 2013 和 2014 兩個年份批發和零售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明顯，投資額明顯超過采礦、制造、租賃和服務業; 而在 2015 之后，制造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成為對外投資占絕對優勢的行業。

　　3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因素的實證分析結果

　　對 2011 - 2017 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以及 20 個樣本國家的東道國人均收入( PGNI) 、燃料出口率( FU) 、每百萬人口互聯網用戶( INT) 、市場規模( GDP) 、距離( DIS) 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基礎設施( ELE) 、資源( FU) 、市場規模( GDP) 的 P 值均大于 0。 05，表明這 3 個區位因素未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影響。 地理距離( DIS) 的標準化系數 B = 0。 201，P = 0。 02( P < 0。 05) ; 成本因素( PGNI) 標準化系數 B = 0。 169，P = 0。 048 ( P < 0。 05) ，說明地理距離( DIS) 和成本 ( PGNI) 對對外直接投資有正向影響。

　　一般來說，地理距離越遠，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價值觀、消費理念相差越大，越不利于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活動。此外，勞動力成本敏感型企業為了追求利潤，通常會選擇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投資。 回歸分析還顯示，地理距離和勞動力成本與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成正相關。 這進一步說明了近年來浙江對外直接投資由文化相似性強、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東南亞等亞洲國家轉向距離較遠、勞動力成本較高的歐美國家。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浙江省對外投資行業逐漸向高新技術產業、科學研究等新興領域拓展。 為了追求優質勞動力和高新技術，浙江省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力度逐漸加強，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重心逐漸向歐美國家轉移。

　　4 結論

　　作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最發達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有其獨特性。 通過回歸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1)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在時空分布上不均衡，近年來對歐美的投資呈增長趨勢。此外，香港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對浙江對外投資主體吸引力較大。 2) 投資源地主要以杭州和寧波等地為主，舟山、麗水等地對外投資規模較小。 3)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主要以制造業為主。 4) 勞動力成本、地理距離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較為顯著，而資源、基礎設施和市場規模等因素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則沒有顯著影響。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和有效性，在選擇樣本時，本文只選取了 20 個國家和地區、5 個影響因素，因此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還不夠深入。對外投資的主體是企業，浙江民營企業數量多，且具有“天生”對外投資的文化，以浙江民營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索對外投資企業跨境生產網絡演化過程和機制將是本課題下一階段研究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