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作品今存詩90余首、賦6篇、散文較完整的有9篇。《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的著作有集13卷。原集已佚,但作品散失不多。《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余篇”,與今本數目相差不大。阮籍的代表作就是《詠懷》82首和《大人先生傳》等玄思賦。本文試圖從這兩個方面著手:以《詠懷》詩為代表的詩歌創作和以《大人先生傳》等為代表的散文創作(非韻文),剖析阮籍的哲學思想和文學創作之間的深層關系。

一、哲學思想與文學創作:兩種相互作用的力量

阮籍文學創作的最突出成就是他的八十二首詠懷詩。而體現阮籍哲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樂論》、《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非韻文創作。這些作品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傾向,展現了他的思想和人生觀照變化的歷程。從早期的《樂論》、《通易論》對儒家思想的側重到《通老論》援道入儒,對儒道二家的綜合,到《達莊論》、《大人先生傳》對老莊思想的青睞。在他的哲理性的散文著作中,主要是一種對理想的抒發與表達,他在這類作品中,從主觀與客觀兩方面建構了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詠懷詩則是從現實的層面出發,是一種對現實的詠懷與感嘆,抒發心靈體悟。從這個層面來說,阮籍的文學思想的抒發———詩歌與哲學思想的闡發———散文,二者分別覆蓋了阮籍的現實與理想兩個方面:詩作反映對現實的觀感,散文則是對理想世界的描繪與論述。

為什么阮籍的作品中會呈現出這樣的現象呢?首先,這與文學史的發展和文體的演變與成熟有很大關系。

早在以《詩經》為代表的早期成熟詩歌廣為流傳的時代,詩歌就給大家這樣一種印象———詩歌是“吟詠性情”,抒發生命感悟的。

在阮籍這里,詩歌作品以《詠懷》八十二首為代表。詠懷詩在發展中更是形成了一種傳統,是一種以抒發個體情感為主的文體。三曹“歌以詠志”,從曹操作《短歌行》以抒發情感;到曹丕抒發人生的孤獨寂寞情懷和生命體悟的《燕歌行》;到曹植的充滿才氣而狂傲不羈的一系列抒情詠懷之作。

曹植在詠懷類的詩作中逐漸進行了一種由抒發建功立業、報國豪情到抒發對人生無常、歲月易逝的哀傷的轉變。這種抒情傾向到了王粲的《七哀詩》和蔡琰的《悲憤詩》被進一步強化。

而到了正始年間,時代的憂患和生命的脆弱,更是加重了憂傷主題在詠懷詩中的地位。一代名士領袖何晏在《言志詩》也抒發著這種憂傷和恐懼感,“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并”。

因此,由《詩經》中延續出來的“抒情言志”的傳統,其中一條支流隨著時代和詩人個體生命體悟的增強,逐步形成了“詠懷”詩隱諱、哀怨的特色。

阮籍繼承了詠懷詩發展中的那些傳統的東西,同時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個體體驗。加上他自身思想上的矛盾,不僅拓寬了詠懷詩的題材和表現內容,也為之注入了情感和藝術張力。體現阮籍哲學思想的作品———《樂論》、《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是以散文的形式出現。這也是與文體的發展演變有密切關系的。

阮籍在散文中書寫玄妙構思中的理想世界,正是沿著散文發展的路線而走的。加上魏晉時代,經學衰微,玄學興盛,以《老子》、《莊子》、《易經》為代表的“三玄”,是當時的經典和流行。士人以“三玄”為談資,仿照散文體例的思辨與感悟的文章非常盛行。因此,阮籍選擇在散文中抒發自己對理想世界的建構是當時文壇發展與時代背景雙重作用的結果。

二、情感與創作的分置對詩歌的影響

理想與現實的沖擊下,阮籍或許是無意地選擇了兩種文體作為抒寫情感的載體。兩種不同的文體,在同一個創作主體手中完成,難免會有相互的交錯和串位。

正是這種理性與感性的沖擊,感性層面上的隨感而發與理性層面上的要求思辨和邏輯嚴密的相互矛盾,為阮籍的《詠懷》組詩注入了一種張力,使得《詠懷詩》充滿了生命力和多重闡釋性。從它產生至今,眾多評論家試圖對之窮解,但只會感覺它的藝術生命力更加強烈,不會隨著闡釋和挖掘而被窮盡。

為何“厥旨淵放”,為何“歸趣難求”?將“志在刺譏”的“憂生之嗟”用“隱蔽”的方法表達出來,百代之下,自然“難以情測”。將對蒼生的憂患感轉化為對個體生命的感傷,這不僅緩解了無法直刺世事的矛盾,而且使詩歌更具有情感張力和潛在意蘊。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也說:“黃初之后,惟阮藉《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他對建安風骨的發展,也是從這個層面上展開的。阮籍將漢魏之際流行的思想模式潛移內轉,內化為自身的精神素質和修養,然后再通過個人的文學創作使之外化為文學藝術樣式。在這個轉化過程中,阮籍作為一個創作個體是一個中介,他擔當了由社會流行的玄學和理性思潮到文學藝術創作結構和內質的中介。通過阮籍的主動創作,這個轉化得以順利完成,哲理順利進入文學創作。

這不僅是對文學主題和藝術容量的發展,也使一個時代的思潮與文學創作順利地融合。

阮籍的這八十二首詠懷詩是一個整體,在情感上具有前后的連貫性。前面四十八首多是抒發自己對時局的憂慮和內心的痛苦和惆悵;后面三十四首則滿懷者對現實的痛苦觀望,欲去而不能去,只能在想象中為自己建構一個“孤行士”的形象。而到了后一階段,阮籍已經明白自己不能夠在現實中有所作為了,想離開卻又無法擺脫現實的糾纏;想留下來卻無可作為、無路可走。于是,他就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孤獨”的“行士”形象。而這種情感和自我認同上的微妙轉變,大致就是從第四十九首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