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解放區文學中,對廣大群眾階級性覺醒的表現歷來被看作是創作者的主旨所在,而文本實存與作者意向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裂縫;同時,農民主體性得以確立的可能與文本中農民的具體表現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以往解讀者在闡釋時往往將此種現象予以遮蔽,不僅實存被變形與扭曲,而且深入開掘的路向也變得模糊不清。

工作組進村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清算血仇、分分土地浮財,再到擁護民主政權踴躍參軍,可說是解放區文學敘事的基本程序。其中最為激昂壯觀、緊張興奮的部分當是“斗地主”場面。暖水屯的人們“只有一個感情———報復!他們要報仇!他們要泄恨,從祖宗起就被壓迫的苦痛,這幾千年的深仇大恨,他們把所有怨苦都集中到他。(錢文貴,引者注)他們恨不能吃了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斗爭韓老六的大會上,“擋也擋不住的暴熱的群眾,高舉著棒子,紛紛往前擠,亂棒子紛紛落下來。”張寡婦的“榆木棒子落在韓老六的肩膀上,待要再打,她的手沒有力量了。她撂下棒子,撲到韓老六身上,用牙齒咬他的肩膀和胳膊,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解恨。”(《暴風驟雨》)而在李家莊公審大會上,被仇恨激怒的群眾撕裂了李如珍。(《李家莊的變遷》)這里就在這種“斗地主、討血債”的場景中,群體意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

“復仇”也由個體向群體,由民間潛隱向公開形態變遷。從外在景觀來看,上述種種復仇可謂場面宏大、群情激昂、人事紛雜、聲浪喧囂,但在表面無序的狀態中,個體復仇的偶在性和原初性卻無一不被納入嚴謹、莊嚴、規范、有序的程序和組織中:從“仇人”的厘清確定,到群眾的發動啟蒙,再到審判的實施組織……一切都是井井有條、步驟謹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代表新型政權的“工作組”“農會”“八路軍”的支持和引導下才得以完成。由此看來,人們的仇恨由潛隱狀態向公開儀式轉換,個體偶在行為被納入有序規范程序都寓示著復仇由倫理值閾向政治范疇的新變。“復仇”的狂暴場面不僅是一場一般的意志對抗,更是一種神圣莊嚴的司法儀式。

其實,在這種公開處決予以實施之前,它的發展已是勝利結果的必然。在暖水屯、元茂屯、李家莊、楊格村公開處決地主之時,政治形勢的好轉、外在環境的有利,可說是一種基本的前提情境。錢文貴、江世榮、李如珍、韓老六沒有也不足以代表一個階級的力量與規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以說,“雙方力量和懸殊和不可逆轉的傾斜,是公開處決的一個基本要素。”[1]于是,我們過去對于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所發揮的主體性作用的強調,應當將其置于一個有限的界限之內。其實,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是在反復動員與啟發、特別是力量擔保的情況下才得到生發。具體來說,是在實用理性觀念支配下的有效選擇。很顯然,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復仇運動中,決定要素應是新生政權的強大。

從公開復仇的過程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新興政權組織下的一種司法儀式:地主是“罪者”、“被告”;群眾是“訴訟人”“原告”;斗爭場面是法庭公審,新型政權的代表是法官。由此看來,在斗地主這一典型場景中,文本的重心由人民力量的張揚移置新興政權效用的確認上面。“我們不能把公開處決僅僅理解為一種司法儀式,它也是一種政治儀式。即使是在小案件中,它也屬于展示權力的儀式。”[2]很顯然,創作主體的先行理念支配了藝術的自律原則,對于人民主體性的追求成了其至高的價值指向。在他們有意或無意的遮蔽中,人民群眾成了這個司法案件的原告與法官,李寶田是公審錢文貴的主席,鐵柱是李如珍審判大會的組織者。原告與法官這種雙重角色的確定,需要角色承擔者有著清醒的政權意識和充溢的價值位格。實際上,無論是一般群眾還是積極典型,他們無法也沒有理性地認識到自我力量的強大與主體地位的確立。他們將大仇得報的力量看作是外在的力量,是民主政權、人民政黨和偉大的領袖。這樣,創作主體的意向與文本實存之間便出現了顯在的裂縫。“階級復仇”的人民性無可置疑,但這種公開處決的司法儀式的政治效用無疑更富有主體價值,也是一個無需遮蔽與掩隱的實存。這種理性的厘清既是我們對階級斗爭進行正確解讀的必要,也是我們對其進行闡釋的本身。

任何政權為了維護其自身的權威性,必須有效發揮它的懲罰與規訓功能,公開的處決便是其最佳的選擇。在這種對地主的“懲罰”中,民主政權的屬性決定了它與群眾評判體系的重合。在群眾的意向中,這種重合成了同化。他們原本是以訴訟者的角色加入,但在強烈仇恨情感的驅動下,目的性的審判情境讓他們填充了訴訟人與法官之間的裂縫,實現了直接的當下對接。群眾的復仇情緒不僅主宰了審判情境而且左右了敘述者的聲音,于是群眾力量在創作主體的意向中也就上升為主體。但是“罪與罰通過殘暴聯系和結合起來,這一事實并非某種心照不宣地公認的報復法則的產物,而是某種權力機制在懲罰儀式中的效應。”[3]政權的性質的確從根本上決定了權力機制運行中懲罰對象的選擇、方式的運用和限度的界定。在當時情境中,群眾從情感意向與行為實踐都獲得了“復仇者”的價值。敘述者也在先行理念的支配下凸顯了“群眾復仇”的主體地位,但敞亮與凸顯的意向并不能取代文本的實存,“群眾復仇”的真正意義應在于權力機制的懲罰功能;解放區文學作為承載新型政權“懲罰”與“規訓”功能也是一種必然。隨著斗爭地主,清算血仇的勝利,人們從集體狂歡性的情境中脫身后,隨之繼起的則是群眾知恩圖報式的踴躍參軍、對于政府的極力支持。這是中國農民知恩圖報理念下行為的必然。顯然,權力機制的功能不僅在于對地主的懲罰更在于“規訓”功能的興發與強化。

“懲罰”與“規訓”在公開判決中雖然名屬二,其實卻是辯證的統一,共同擔負著政權效用的生成與強化。在“懲罰”與“規訓”同時展開的過程中,其指向卻又各自不同。“民眾”作為公開判決的參與者,無疑是見證角色的承擔者。“在公開處決的儀式中,主要角色是民眾,他們實際而直接的存在是舉行這種儀式的必需品。”[4]于是在這種公開判決中,群眾參與不是訟訴而是見證。新型政權的人民性又讓群眾帶上了主動建構的特性,“規訓”是共同參與斗爭,是同仇敵愾的力量的激活。從而個體無序的仇恨被整合成有序的群體力量,盲動偶在的原始強力被導向集體理性。這樣,在權力機制整合下的“階級復仇”,以公開的司法儀式將價值由倫理意志轉向了政治值閾,將分散的存在推向了新的集體化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