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國際影響度上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經濟上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超級大國，政治上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激增，對國際社會與國際政治的主導權漸漸提升，但同時也面臨了國際與國內新的發展問題。2008年后，國際經濟市場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急劇放緩，發達國家都面臨了不同的經濟困境；國際政治格局在這種經濟背景下也發生了調整與變動，同時全球公共治理問題被凸顯出來，特別表現在生態安全問題上，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非傳統安全中最突出和最不可控的挑戰，引起了各國家和各國際組織的持續關注，但解決方案仍然形同虛設，全球正在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生態災害與威脅，這將進一步影響國際經濟與政治格局的變遷。中國作為一股強勢發展的國家力量必然會受到相關的經濟沖擊與政治影響，中國傳統發展模式也對全球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形成了巨大挑戰。因此，中國在進入關鍵發展轉型期的當前，面臨著新的國際發展趨勢，即全球氣候變化及綠色工業革命的開展。生態政治已經成為各發達國家政治內容和政治改革的關鍵要素，美國、歐盟、日本等國陸續開展了“綠色革命”。生態政治的使命是追求自然與人類的利益平衡，它把人類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乃至文化發展與自然界的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國家、社會、政府及其制度體系與人類生存其中的自然環境的實然關系和共贏持續發展的應然前景。生態政治對于自然環境的探索是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展開的，對生態危機的成因進行追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如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政治觀點。生態政治作為解決經濟發展瓶頸和社會問題的一條新路徑，也必將成為我國現階段和今后政治建設的一個主題。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建設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五大任務之一，也是生態政治發展的內容之一，建設生態社會既是貫徹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綠色發展模式開始轉變的關鍵內容，同時它是中國生態政治實踐的重要環節。其內容包括四個方面：

一、承擔共同責任，實現共同利益

中國正在經歷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城鎮化與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工業化過程，同時也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最大的環境壓力。中國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也是全球氣候變化受災人口最多的國家。1990-2007年中國年均氣候變化受災人口為1.2億，占世界的52.4%，并總體呈上升趨勢。近十年的全球氣候變化不可忽視的給中國發展的內部自然環境和外部環境帶來了隱性變化，2007年后這一隱性變化逐漸隨著生態政治建設和經濟結構變革顯現出巨大影響。國家發展面臨生態環境承載壓力、資源需求壓力的進一步加大，全球氣候變化成為新的挑戰，異常氣候頻繁大面積發生，自然災害、環境災害更為多發，不斷地沖擊正常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成為未來發展最大的不可控因素。面對如此艱巨的發展環境與社會生活環境威脅，各生態參與主體必須形成公共生態責任意識，并身體力行作出改變，建設生態社會是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也是公民生態利益得到保護和實現的重要保障。

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生態利益作為社會資本的一部分，它的實現不僅表現為一種公眾需求，更表現為一種公眾責任。1988年，科爾曼在《人力資本創建過程中社會資本的作用》一文中，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來解釋了人的行動。因為人的行動受制于社會背景，從而科爾曼把個體的社會關系定義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基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存在，它能為人們所覺察但卻是完全無形的，它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一經形成就可以為很多人免費使用。因此當參與集體行動的個體利用社會資本協調其行為時，就無須付出經濟成本。每一個社會公眾都是生態參與個體，其中包括了消耗公共生態資源的“經濟人”群體和要求保障自身生態利益的“自然人”群體。而“經紀人”群體追求的利益通常需要大量消耗生態資源，是建立在環境負效益基礎上的，并且由于趨利的思維方式造成利益搶占的一窩蜂行動，導致公共資源利用上的低效、過度和浪費，不顧公共利益的損害，產生“公地悲劇”效果。同時本來應該由其承擔的大部分環境負擔，在社會整體環境中就無形的轉嫁給了生態消耗極少的“自然人”群體承擔。而“自然人”群體也不能起到有效彌補生態損耗，消耗負面效應的作用，這就給公眾和社會造成許多難以彌補的損失。之所以在生態環境問題上出現這樣的悲劇，原因之一在于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法律盲點的存在；原因之二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個體都利用公共資源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無限制的消弭社會資本。這種個體行為的客觀結果必然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掠奪性地使用。從短期來看，忽視自身行為對環境和社會方面造成的負效應，當然可以讓“經濟人”群體賺更多的錢。然而，短期的利益轉瞬即逝，當深層的環境和社會限制條件發揮影響的時候，所謂的“三重底線”，即利潤、自然資源和人類社區，就會協同互動，相互影響。經濟健康、環境健康和社會健康就會緊緊地耦合在一起，不是共同繁榮就是一起受難。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情況都是如此。因此二者都必須承擔共同責任來實現公共生態利益。

維護社會公共生態利益也是生態政治的一項內容。科爾曼認為，“生態政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通過重溫公民權利和社群合作，通過把地球理解為我們的家園而實現的生態化生活方式。

我們作為公民的政治生活與我們所仰賴的自然生態緊緊地交織在一起”。因此公共生態利益包括基本環境權，這與公民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是人們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生存的權利，也是基本人權的構成內容，另外在現代化社會中，人們的物質生活已經完全滿足了基本生存的需求后，對生態利益的追求隨人們對生活品質要求的提高而得到提升，公眾要求自身的生活環境更舒適、衛生、安靜，這是對生態權利的更高要求。這就使生態參與的各主體面臨更高的生態責任，這一責任是面向全部社會個體的，只有全體生態參與主體共同承擔生態責任，維護共同生活空間，才能實現人們的享受性環境權即生態利益的更高標準的實現。但現階段公眾對污染和資源浪費的抱怨之聲不斷，真正承擔責任的行為卻鮮見，雖然《環境保護法》中鼓勵公民參與環境保護，揭發檢舉環境污染的現象，但由于公眾法律觀念淡薄，監督意識不強，行動成本也并非個人所能承擔，對于“經濟人”群體所造成的生態破壞與過度消耗只能在群體共同責任意識的引導下才能有所改善。在群體責任的履行上，隨著民主意識的深入和國家政府的力量隨全球化貿易機制的發展逐漸弱化，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市民社會團體就能夠進入這個被撕開的權利縫隙，承擔其監控社會和環境標準的角色。目前，社會公眾中已經出現生態環境保護的倡導群體如知識分子階層，這部分群體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強烈的環境保護參與意識，對于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有著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決策欲望，開始自動扮演著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共同責任的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