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善治”描繪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一種良好的合作狀態，是社區發育、社會和諧的指針和風向標。善治語境下的社會管理體制強調多元嵌入、參與合作，社區NGO作為維系社區生命力的紐帶隨之成為治理主體一極。政府權力邊界模糊、市場機制擴張引致社會力量分化，網絡生存空間缺失、治理主體單一、信任危機隱形存在，置于治理視野下的社區NGO困難重重。社會資本理論在突破理性經濟范式的基礎上強調溝通文化的解釋力，以網絡平臺搭建、合作、信任等范式為核心信條，為闡釋社區NGO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關鍵詞：善治；社區NGO；發展邏輯；社會資本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國家核心議題實現了由前三十年政治體制改革到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體制改革的轉變，俞可平教授曾預言，未來三十年的主旋律將是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社會管理已成為當下全社會最為時髦的話語之一，當前我國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物質形態已經實現了由單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區制的轉變，社區作為社會管理最基本的規制單位已經成型。
    一、社區NGO：多元秩序中的一極
    上世紀70年代肇始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已經席卷全球，改革的理論和實踐都質疑了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政府與市場是治理的應然主體），政府統管者的角色定位缺乏有效的現實支撐，政府治道方式變革，多中心的治理秩序隨之形成。在我國，單位制解體，原子化的社會個體高速聚合，異質化的社區吸納了散居的個體，多元化的價值、利益關系重組。隨著社會重組的縱深發展，家庭（主要指基于血緣的組織關系）作為社會凝聚的載體日漸式微，新的信仰方式尚未成型。社區NGO的存在，從現實意義上已經超越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的顯性要求，作為一種治理機制，它更能夠提升社會道德溫情。故而，中國的社區建設應該是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三大結構性力量協同發揮作用的過程，社會組織特指國家與私人之間的中間場域、哈貝馬斯“社會四分法”中宏觀的“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的“私域”孕育了自由和活力，而“非官方公域”使公共理性得以培育, 并產生出制約政治國家的力量。[1]
    社區NGO迎合了轉型社會個體的多元訴求，是理性制度需求與情感維系雙重皈依的物質載體，社區NGO是社會場域力量擴張與國家權力回歸于民雙向復合的邏輯生成結果。善治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充分信任、合作基礎之上的治理狀態，善治本身就孕育著多元合作的理念，社區制取代單位制，社會場域的發育也必然依靠以社區為基本功能分區的社區NGO的成長，學者通常將NGO的活躍程度譯為公民社會的現實存量。當前學界對于社區NGO尚無定論，王名教授的解釋較有說服力，社區NGO（又稱社區民間組織）指的是由社區組織或個人在社區范圍內單獨或聯合舉辦、在社區范圍內開展活動、滿足社區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間自發組織。可細分為文體活動類、社區福利類、維護權益類、志愿類、社區服務類。[2]社區NGO（本文特指按完全意義自下而上建構的民間組織）一方面能夠匯集社區民情、民意，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部分公共職能，另一方面作為正式的民間組織對抗政府強權以及市場勢力的擴張，維系社區一方樂土，尤其是在社區居委會性質異化的情勢下，社區NGO的社會責任同時被給予了更多的公眾關懷。
    二、善治之路困難重重，社區NGO任重道遠
    善治從本源上就與社區NGO有很大的相關度。善治強調治理的多中心，治理是多個主體在同一平臺上相互協商對話共同應對公共事務的過程；在社區層面，實踐已經證明社區NGO是治理的應然主體之一，除直接參與到社區治理中，社區NGO還把散落在個體中的利益訴求有序重整，組織化程度越高，整合性越強，實現和諧語境下與政府、市場的有效溝通。然而，我們能夠意識到，社區NGO雖是社區治理中的一極，但卻是非均勢情境下最為弱小的一極：政府公權力的存在確保它任何時候都具有控制的話語權，利益匯聚的市場機制更具有更具擴張性，NGO倡導的慈善、救助、公民心只具有道德層面的感召力，集體行動中的個體更傾向于以最少的責任分擔獲取最大的利益，再加上新型社區本身社區凝聚度低，社區NGO在分化中喪失了治理的話語權。網絡公共空間萎縮、多元信任缺失、治理主體力量向度不合……是政府權力無處不在？是市場經濟的無孔不入？亦或是社區NGO的能力缺失？
    （一）網絡公共空間萎縮
    1、物質空間—空間正義備受質疑
    空間社會學的引航者福柯認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3]空間正義的提出是伴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一種全新審視，繼而豐富發展了羅爾斯的正義論，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空間正義更多的是與城市或社區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卡爾•波拉尼指出：現代社會的各種變化受雙重運動支配，即“市場的持續擴張以及這一運動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約其擴張的反制運動”。[4]市場勢力的擴張，已經影響到了治理模式和治理結構。政府、市場、社會力量的非均衡化在社區層面體現的更為明顯，市場勢力擴張使得商家對于任何潛在的社區空間都有足夠靈敏的嗅覺，現行制度下市場的社區運作是在政府的準入下進行的，我們不否認政府與市場合作的合理性，這本身也是多元共治的內在要求，然而這種“共治”缺乏社區民意的考量，政府應從中立的角度裁判市場與社會，通過一些列規制維護二者平衡。社區的公共空間在商業利潤的刺激下無休止的開發，社區居民的生存空間無限制的壓縮，社區廣場在消失，文體休閑娛樂設施在減少，社會力量缺乏整合平臺也就遭受到了變向的壓制。現代社區本身具有較強的異質性，社區公共空間的萎縮使個體的互動進一步減少，社區凝聚力降低。社區NGO喪失了利益聚合的物質空間，維權更是無從談起。
    2、情感空間—社會排斥如影隨形
    社會排斥始終是與被剝奪、孤立等詞匯同時出現，社會中的個體總是傾向于獲得別人的認可，歸屬于一個團體，這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歸屬層次得到了證實。異質化社區的多元性、個體交流的網絡性都加劇了社會排斥，個體之間的依存僅僅存在于空間，個體缺乏參與的活動平臺，被剝奪、被邊緣化渲染了這一情勢。社區中不缺乏的是參與熱心，但缺乏的是有效參與載體。社區NGO是維系社區情感的紐帶，“草根特性”使得其源于民而服務于民。然而草根的現實存在注定社區NGO缺乏有效的整合、資源共享。我們更多看到的是自娛自樂的民間組織，規模小且數量少，規范性和自律性都相對不足。社區NGO應該成為單位制后取代傳統血緣維系個體之間活動關系的組織，人們應給予更多的感情寄托與關懷，現實存在的社區NGO離托克維爾的“心智習慣”還有漫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