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之同時,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如果仍然延續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老路，我國的發展將難以為繼。針對我國在資源與環境問題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任務之一，專門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此后，國家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經過幾年的改革實驗，“兩型社會”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正探索著更好的發展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探討生態文化與“兩型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生態文化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的必然

2O世紀中葉以來,科學技術與工業文明的發展，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遇，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斷裂與沖突，社會的發展被片面的理解為一種經濟的增長，科技在工具理性價值觀念的作用下，開始對自然進行肆無忌憚的攝取，對社會運行施行全面的干涉，使人類淪為技治主義的傀儡，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導致了現代性危機直接威脅著人類整體的生存和發展。人們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社會經濟行為，深刻反思自然———人———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場危機的實質是“人類存在方式的危機”，是“人類文明的危機”，[1]也就是一種文化理念的危機。人被異化成為物欲所主宰的單向度存在，瘋狂地向自然索取，沉醉于對自然征服的勝利快感，卻忽視了“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2]當這種“報復”形成對人類的生存空間的致命性擠壓，而在工業文明的框架內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時，生態文化作為自然—人—社會和諧共生的文化理念應運而生，這是人類在面臨時代困境中的理性自覺與對未來的重新定位。[3]

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助推。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人—社會之間關系的認知，經歷了一個從模糊到清晰、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近代以來以牛頓經典力學為代表的科學的發展，提高了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然而也由于牛頓力學在科學界的強勢，使牛頓力學成為一種思維范式向自然—人—社會領域無限擴張，形成了一種機械論的世界觀。由此人與自然被相互孤立進而走向了對立。隨著當代物理學尤其是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發展，使人們逐漸加深了對世界復雜性與系統性的認識，量子力學的新進展表明：亞原子粒子不是孤立的物質微粒，而是呈現出一種或然的狀態結構。相對論則揭示了宇宙內在的動態性，宇宙被視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動態整體。物理科學的進步揭示了人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從而拋棄了原有的機械論世界觀，形成了整體論的世界觀。生態化文化的邏輯起點正是整體論的觀點，即把人與人、人與自然視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揭示自然—社會—人之間的相互并存、唇齒相依的內在關系。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與自然界，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人類只有實現自然、社會、自身之間的和諧，才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

生態文化的產生還反映了人類主體認識的價值回歸。當科學的巨大能量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了一種社會建制，現代理性逐漸偏離了應有的尺度而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極端，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枷鎖，壓抑、束縛、否定甚至報復人類主體性的發揮。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逐漸退化成統治和奴役人類的工具。人們逐漸被異化為“單向度的人”，瘋狂地對自然進行物質索取的同時忽視了人們的精神追求。隨著對人類主體認識的價值回歸，基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需要，人們逐漸認識到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的必須性，以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效整合，生態文化提供了這種整合的現實路徑。生態文化就是這種站在時代前列、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文化形態，是人類面對當前種種危機挑戰所采取的積極主動應戰，是人類渴望擺脫生存困境，從而幸福地生存發展下去的必然選擇。它代表了人類文化系統所固有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積極進取、勇于創造的精神品質與時代情懷。

二、生態文化與兩型社會理念一致

現代文化向生態化方向的轉型，是對人類文化全方位的變革與創新，并將涉入到人類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本質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目的是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它反映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對天人合一思想的啟悟，引導人們以健康、文明方式的生存發展。生態文化是吸取各種文化精華的先進文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自然、人與社會整體關系維度上的生動展現。

生態文化以系統整體的尺度去審視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以道德與倫理的觀念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以欣賞與敬畏的態度接納自然，以善良的人性與情懷尋求物質進步與人類心靈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它認為人類自身的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發展并不是根本對立的，二者可以在發展中實現協調和統一，互為載體、互相促進。它要求人們在充分尊重生命、自然與社會的基礎上構建人類文明的“萬里長城”，在維護生態與保護環境的基礎上發展人類的社會文化。它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堅持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平等互利；主張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文化觀要求樹立一種嶄新的生態化理念，即在追求公正與平等的基礎上，倡導自然—人—社會的協調與發展，并將其上升為一種道德規范。生態化的文化理念實際是在可持續發展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其內在的最本質的規定，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是其必然要求。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里，文化的創造、積淀和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人類也因此而飽受了大自然的報復。生態文化要求發展既不能以損害資源與環境為代價，也不能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而要使發展在一定的生態可承受能力下進行，而不得損害生態圈的整體性和穩定性。人類必須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智慧和創造力，引導科學技術的發展走向以人為本的軌道，自覺為自然—人—社會的共同發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