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態美學觀的內涵，根據曾繁仁先生的觀點，可以這么認為，生態美學實際上是一種在新時代經濟與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有關人類的嶄新的存在觀，是一種人與自然、社會達到動態平衡、和諧一致的處于生態審美狀態的存在觀，是一種新時代的理想的審美的人生，一種“綠色的人生”。［1］11產生于啟蒙運動時期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是18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啟蒙運動帶來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和其個人特殊的生活經歷鑄就了盧梭樸素的生態美學觀，崇尚自然和諧生態美、自然人性美及提倡回歸自然是他生態美學觀的核心思想和精髓之一。它們散見或包孕在他美學思想體系之中，己經初步具有一定的理論雛形。他的思想在高歌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來推動社會的發展的啟蒙理性時代不被人重視，但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種種的生存困境之時，如:自然生態的危機、人類的精神生態等，人們開始反思工業文明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利弊得失，由此，盧梭的觀點就越發引人關注。盧梭的美學思想中人類與自然萬物共存于生態共同體中，它們互相影響，構成一個整體和諧的有機體。盧梭對文明與進步的悖論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崇尚自然和諧生態美，倡導回歸自然，并返回到作為精神實體的純樸的自然人性，彰顯人性生態本真美。這種思想已上升為人類的最高生態審美境界了，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意識。基于自然———人構成生態整體系統的原則下來闡釋盧梭的生態美學觀對現代人重建心靈與自然的對話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啟示。

一、整體和諧生態美與愛之境界

“自然不是一個令人感到痛苦的對象，不是一個丑的對象，不是一個需要在生活中加以排斥的對象;而是作為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對象，一個美的對象，一個生活中不能須臾離開的對象，成為它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2］61－62自然的生態之美，不僅是活力之美，更是整體上的和合與生成之美。多樣分化，協調和諧，互補共生，綜合超越，這就是自然生態的基本秩序。自然生態美不是為了人而顯示，而是為了自己及與自己形成相互關系的對象而存在。人們在欣賞自然生態美時，不是把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而是將自然當成人類生存狀態的組成部分。盧梭正是以這種生態審美意識及對自然和社會強烈的使命感來描述自然界。在《愛彌兒》中，他寫到:“我不知道這個宇宙為什么會存在，但是我時時在觀察它怎樣變遷，我不斷地注意它所有的緊密的聯系。因為，正是通過這種聯系，組成宇宙的各個實體才能互相幫助。”［3］392－394作為浪漫派先驅者的盧梭以浪漫主義和生態主義的雙重視角在思想文學領域里闡述著他樸素的生態美學理念，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歐美生態文學家。因此，著名的生態文學家喬納森•貝特曾稱盧梭為“第一位綠色思想家和文學家”［4］。

盧梭認為:“凡是自然存在的東西都是好的，本真、質樸、符合自然秩序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因而也都是審美的客體。”［3］550盧梭憑借敏銳的洞察力觀察和描繪大自然的整體和諧之大美。在他筆下，連綿的山峰、壯麗的日出、潺潺的溪流、柔美的月色、無垠的草地都構成了一幅幅充滿詩情畫意的自然畫。在他的浪漫主義之作《新愛洛伊絲》中，盧梭不僅以清純唯美的愛情故事感動人，還以幽雅靜美的自然風光感染人，兩者相互交融映襯，營造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意境。這深深地撼動了18世紀末葉以來所有的浪漫主義者的心靈，具有深遠的藝術魅力。盧梭將朱麗和圣普樂這對情人的愛情的發生地置于風光優美的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小城克拉朗:小河邊，花園里，都留下了他們愛的足跡。“泉水穿過石縫，流到草地上，好像一道道透明的水晶。野生果樹枝頭下垂，落在我們頭上。濕潤的土地透出一股清香，鋪滿奇花異草。”［5］76這里是這對戀人逃避污濁現實的安身之處。這里，自然與人形成了和合生成之美。在他們的戀情遭到朱麗父親的強烈反對后，失意的圣普樂決定離開，他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所到之處包括一些尚未開化的島嶼。小說對他曾到過的瓦萊山區的自然美景作了細致的描繪:森深壑幽、碧波清流、群峰屏列，圣普樂為之陶醉。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純樸的民風更是讓他贊嘆不已:人們單純地勞作、心情平和、溫文爾雅、無私善良，這極具美感和靈性的自然使圣普樂的靈魂升華到了純凈的至高境界。這種描寫不僅反映了盧梭對現世文明的反思，更向讀者傳達了他“返璞歸真”“天地和諧之大美”的一貫看法。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于生態系統之中，正如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超越人類有限的自我、與天地合一的境界。在現代社會，人們已經越來越安逸地享受工業文明為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而盧梭并沒有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發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之為人的本質內涵上來尋找二者協調互動、生態共榮的依據，更深層次地探討自然之于人類精神領域的作用，這使他的作品蘊涵更為廣闊的生態學與生態美學的意義。

自然美能夠陶冶人的情操，消除人的雜念，使人上升到純凈自由的精神境界。雖然這種境界并非每個人都能擁有，但它卻能激發文明人改變目前人與自然失衡的生活秩序。盧梭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生命聯系，是從審美層面來闡釋生命聯系中所蘊涵的生態意識，它對人的精神生態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即更多強調的是大自然對人心靈的影響，對人精神世界的豐富回饋，這種理念和生態美學以期從審美上解決人的存在問題，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實現人類詩意棲息的美學精神是一致的。因而，盧梭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并不是一個單純描寫自然美的詩性作家。在《遐思錄》中，他寫道:“只有當自己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時，才會陶醉于無法形容的欣喜若狂之中，也才會得到人世間至上的幸福。”［6］109顯然，他倡導一種“徜徉于大自然”的理想生活態度與“審美遐思”的對話方式，從而促使人們在社會浮躁喧囂日益嚴重的趨勢下重新思考“融入自然”所帶來的生活意義。盧梭曾幾次遭受到一些知識分子、教會、國家攻擊、排擠之時，他將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自然風光撫平了他心靈的傷痛。1756—1762年，盧梭遠離城市喧囂來到了蒙莫朗西，在一座風景優美的鄉村小房子里過起了隱居生活。隱居期間，也是他創作生涯中的黃金時期，他先后創作了一些著名的作品，如:《新愛洛伊斯》《社會契約論》《愛彌兒》。在完成《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后，由于遭到了外界無謂的攻擊和迫害，盧梭本能地意識到自己的自然天性與上層文明社會風俗格格不入，大自然才是他解脫塵世紛擾的心靈樂土和歸宿。于是，他毅然地遷往坐落于蒙莫朗西森林旁邊的一所小房子里居住。當時，盧梭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到的當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鄰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聽到了夜鶯的歌唱。我朦朧地睡了一陣后醒來，忘記了已經遷居。居然一陣鶯聲扣動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愿望終于實現了!’……我越觀察這媚人的幽靜，我就越覺得它是為我而設的。這地方僻靜而不是荒野，使我恍如遁跡天涯。它具有那種都市附近難以找到的美麗景色。”［7］363雖然身處漂泊之中，盧梭卻無精神空虛之感。他一生大多的時間仿佛是有意避開人類的文明生活而流連和尋找未被文明浸染的自然生態原野，以這種人與自然兩相契合的交融中達到“人心之通天”的層次的最高審美境界。他對自然美的熱愛，對自然整體和諧之生態美的謳歌和對“回歸自然，融入自然”的倡導，恰恰體現了一種超越工具理性和功利目的的“詩意地棲居”的現代生存態度，這就具有生態美學關于存在論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