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自稱是“一個來自中國基層的民間導演”[1]，他將這一立場始終貫穿在幾乎他所有的作品之中，他“用滿懷深情的目光凝視著被時代浪潮所改變的人生與生活，并發掘出底層群體在變遷中所呈現的飽滿的生命力量”[2]。賈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音表達，流露著極具紀實風格的美學氣息，其中對聲音的創造性使用滲透了他的想象和激情，表達著他的觀察和思考。筆者悉心于電影的聲音，著力嘗試深化賈樟柯的電影不只可以看，更可以聽的獨特意義，從他電影中嘈雜的同期環境音、流行音樂、大量的方言，甚至“無聲”的靜默，探聽到中國社會底層的日常生存現實，并感受其中散發的底層文化特征。

一、探聽真實的底層環境聲音

環境音通常以同期聲的形式展現于電影中，它的作用在于再現現實生活中的聲音狀態，使視覺形象獲得強烈的現場感。充斥于賈樟柯影片中的各種環境音：廣播聲、汽笛聲、馬達聲、高音喇叭、電視聲，都再現著真實的底層環境，觀眾可以最大音量地探聽到原生態的底層聲音。

《小武》中幾乎保留了所有的同期聲：自行車鈴聲、汽車引擎聲、嘈雜的人聲以及廣播聲等，這些聲音都構成了來自底層最基本的鄉土氣息。

這些都向我們傳達著縣城——這個中國社會典型的底層群體單位的百姓的生活，暗示著底層社會人物與大環境的沖突，發人深思。當小武回農村老家時，鄉村廣播里正把香港回歸的訊息與鄉民賣豬肉的廣告并列播出，形成一種奇妙的聲音蒙太奇——轉接出一種上層建筑與底層生活的無奈和諧。在影片結尾，小武被抓捕后銬在路邊，自行車鈴聲、汽車引擎聲、嘈雜的人聲又重新響起，而此刻聽到的惆悵和憤怒，已不再是小偷特有的，觀眾會發現底層的小武不是汾陽特產，他的影子無處不在。

在他5分鐘的短片《狗的狀況》中我們聽到麻袋里小狗依依呀呀的呻吟，似乎正是底層生活深刻的聲音——為生而掙扎。《世界》中有很多這樣的零星聲音，趙濤胳膊上一直帶著一個鈴鐺，叮鈴叮鈴的一直在響，這與狗身上掛的鈴鐺并無差別，聲聲作響中聽到的是一種來自底層的害怕，害怕自己迷失，時刻用這樣的聲音證明自己還存在于這個“世界”中。

賈樟柯電影中多處出現過諸如火車鳴笛聲、飛機起飛聲、卡車轟鳴聲、輪船鳴笛聲、甚至拖拉機的馬達運轉聲等交通工具啟動、行進的聲音，這些聲音的反復出現顯得意味深長，這是一種來自底層社會奔波的聲音，聲音源自他們內心的向往，向往著離開、逃脫和改變。在《站臺》里，崔明亮一伙人追趕火車的一幕著實感人，火車遠去拉長的笛音在觀眾耳畔里久久不能消去，這是夢想樸實無華的張揚，隨著火車笛音和他們大聲的嘶喊飄散在空氣里但當影片結束時水燒開的茶壺發出像極了火車鳴笛的聲響時，我們被這個聲音刺痛了內心，我們探聽到底層的這種聲音——來不及感覺沖突，只有無奈。《三峽好人》中經常可以聽到重錘拆遷的沉悶響聲，觀眾可以從中探聽到沉睡的集體鼾聲，也可以聽到一兩個生命在夢中覺醒，但又回頭睡去。這恰好和世界中的鈴鐺聲配合的相得益彰，豐富了整個賈樟柯電影的聲音組合，而這些聲音其實正好構成了兩個字，那就是“世界”。

可以說，賈樟柯電影中那些幾乎出現在每個場面里的粗糙的混響音效在配合故事推進的同時都直觀反映出全方位轉型中的當下中國底層的社會文化以及我們生存的空間的喧囂、躁動。賈樟柯堅持大量運用各種塵世噪音來代替語言渲染環境，表現人物心理，表現當代底層生活中難有平靜和安寧的時候。這種讓我們覺得亂七八糟的從頭到尾沒有停止過的巨大噪音，在賈樟柯的電影里直接呈現了變化的主題變化在這些聲音中發生，一些東西消失了，或被破壞了，但聲音卻在持續。[3]也正因為這種持續性，才提供了我們探聽底層聲音的可能性和深遠意義。

二、探聽以音樂為代表的大眾

媒介文化在底層世界的真實唱響依靠大眾傳媒，流行文化被運作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并在中國本土地自動地被再生產。這些流行文化反映了充滿活力又很粗糙的底層生存狀態，表明媒介雖構造了一個世界共享的視聽空間，可現實生活空間卻存在天壤之別。音樂這種最具代表性的大眾媒介文化，不僅僅是供人們欣賞的，更多的時候音樂是在大街小巷的嘈雜聲音中灌輸給我們的，這才是音樂真實的呈現面貌。從這一點出發，觀眾可以探聽到大眾媒介文化在底層世界的真實唱響。

這一點在《站臺》中體現的非常突出：《站臺》的時間橫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描繪了底層邊緣的真實變遷,其中很多音樂都是社會轉型期底層社會的真實唱響。開場的歌舞表演《火車向著韶山跑》是典型的革命文藝，滑稽的表演方式充滿了集體主義的樂觀。“然后慢慢開始有通俗文化劉文正啊，鄧麗君啊，張帝啊，都是那個時候的，慢慢大眾文化傳到汾陽這樣的地方以后，你就覺得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它不單是一個歌的問題，是一種新的生活。”[4]電影中用了很多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如《站臺》、《在希望的田野上》、《美酒加咖啡》、《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青春啊，青春》、《是否》、《好人一生平安》等。“我們從這些老歌里獲得了某種認同，好像就是認同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娛樂方式老歌記錄歷史，老歌表現現實老歌的功能已經有了從宣傳到娛樂的轉變，這正如文工團的體制改變了一樣。”[5]。可以說，《站臺》是考察文革結束以來中國大眾文化的一個標本，是底層生活的反娛樂化唱響，再現了包括變遷、迷茫、向往、灼痛等在內的真實的底層文化特征。

《任逍遙》中歌曲《任逍遙》貫穿影片始終：“讓我悲也好，讓我悔也好讓我苦也好，讓我累也好，隨風飄飄天地任逍遙”強調個體的欲望感受和個性張揚的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價值觀，贏得了影片中幾名底層小人物下意識的擁護。

不斷插入的主流媒體的嚴肅的電視新聞播報不僅交代時間線索，更傳達出權利話語的輿論指向。這些支離破碎的信息源構成了一個含混的意義混合體，對無業少年的精神世界共同產生著影響。但只是聽，會發現這些信息源并不負責解決底層生活的困境和提供一個實在的出路，因而個性的覺醒與底層生活的沉悶之間最終產生了沖突。這指出了流行文化包裹下的社會不能擺脫貧困和壓抑的陰影。[6]如果說在《站臺》中我們聽到的是一種變遷，那在《任逍遙》中無疑聽到的是直截了當的沖突、反差，音樂唱響后回蕩出的是對底層現狀無盡的反思，以及對真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