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訴訟時效期間，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第135條的規定，是指民法訴訟時效制度規定的法院保護民事權利的時間長度，是民法為請求權或實體訴權之行使規定的一種期間，具有區別于民法為其他民事問題規定的其他期間的質的規定性。我國民法通說認為訴訟時效期間具有法定性、強制性和可變性。訴訟時效期間的法定性是指，無論一般訴訟時效期間、特殊訴訟時效期間或最長訴訟時效期間都由法律直接規定，不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民法通則》第七章訴訟時效部分:第135條、136條、137條是對訴訟時效期間種類的規定。此外，我國還有一些特別法對訴訟時效做出了規定，如《產品質量法》第45條等。而訴訟時效期間的可變性是說，訴訟時效期間并非一成不變，它可以通過中止、中斷、延長而變動。《民法通則》第七章訴訟時效部分:第139條、140條對此做出了規定。

可見，在2008年9月1日前，訴訟時效期間的法定性和可變性均可在我國的法律條文中找到解釋，唯獨訴訟時效期間的強制性只存在于我國民法理論上，《民法通則》和其他民事立法對此沒有做出規定。值得慶賀的是，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稱《規定》)彌補了這一缺憾。尤其體現在第二條:當事人違反法律規定，約定延長或者縮短訴訟時效期間、預先放棄訴訟時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認可。筆者認為，該條文是對民法訴訟時效期間強制性的明確闡釋。史尚寬教授認為，判斷訴訟時效期間的強制性主要從兩方面:一是當事人可否加長或縮短法定的訴訟時效期間;二是當事人可否預先拋棄時效利益，亦即排除訴訟時效期間的適用。筆者贊成此觀點。本文據此分述之，并對上引條文及司法解釋進行評析。

二、當事人可否延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的學說與實踐

當事人可否延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學說及各法域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主張:一是認為訴訟時效期間的加長有害公益，而縮短則無礙時效制度的宗旨，所以不允許當事人以法律行為加長但可以縮短訴訟時效期間;二是認為訴訟時效期間雖然屬于強行法范疇，但在具體案件上體現為當事人之間的私益，只要當事人的協議不危及道德，則允許當事人協議加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三是無論加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均有害公益，故規定訴訟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縮短。在《規定》施行之前，我國《民法通則》及其他民事立法對當事人是否可以以法律行為加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沒有做出規定。我國學者在解釋訴訟時效期間的性質時，均認為其具有強制性，當事人不得依協議限定其效力，否則協議無效。在司法實踐上，也從未發生過允許當事人依協議加長或縮短訴訟時效期間的判例。

三、當事人可否預先拋棄時效利益的學說與實踐

在大陸法系法域，多數國家規定時效利益不得預先拋棄。在屬于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亞，雙方當事人在有對價的前提下可以協商不援引時效作抗辯，這樣的協議與合同一樣具有約束力，從而原告可以在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進行訴訟，只要這樣的協商條款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在《規定》施行之前，我國對當事人是否可以預先拋棄時效利益沒有明文規定，但在民法理論上多認可時效利益不可預先拋棄。司法實踐也采用時效利益不得預先拋棄主張。

四、關于訴訟時效期間強制性的評價

(一)關于協議加長與縮短訴訟時效期間

訴訟時效的立法動機在于社會公益，這決定了時效制度在性質上屬于法律規范中的強制性規范，而非任意性規范。因此，在原則上訴訟時效期間不應允許當事人以法律行為予以變更或排除。

但是，強制性規范有絕對強制性規范和相對強制性規范之分。絕對強制性規范不允許當事人協議更改，但對于相對強制性規范，在不違反立法目的的前提下似乎可以允許當事人予以協議更改。時效制度應該屬于后者。仔細考查時效制度的起源，可以發現，在時效制度誕生之前，當事人行使權利是不受時效限制的，時效制度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為權利人頭上套上了一個“緊箍咒”，要求其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行使其權利，否則將招致不利的后果。因此，如果當事人雙方協議加長訴訟時效期間(即對債務人不利)，這將會危及現在及將來在債務人周圍形成的財產秩序(因為潛在的第三人并不知曉也不可能知曉加長時效從而合理地信賴債務人的財產狀況)，有害于公益，不應采取。但是，如果當事人雙方協議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實際上是給權利人加上了一道更緊的“緊箍咒”，更有利于財產秩序的正常流轉，更符合時效設立的宗旨，非但無損于社會公益，反而有利于社會公益，因此應予準許。雙方當事人協議縮短訴訟時效期間，會不會反過來不利于債權人，從而危及以債權人為中心的現有及將來的財產秩序?不會。因為縮短時效期間只是要求債權人更快地行使權利，行使權利越快對債權人自然就會越有利，進而也越有利于以其為中心的財產關系的正常維持與發展。

而且即便訴訟時效期間沒有協議縮短，在原來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債權人也可以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主張權利，而這也是法律所鼓勵的。此外，協議是雙方同意的，債權人也不至于發生因不知而錯過訴訟時效期間的現象。正是基于此，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均不乏不允許加長但允許縮短訴訟時效期間的立法例。所以，筆者認為，上引第二條禁止當事人約定縮短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欠完善，這種有益無害的做法值得我國以后的立法予以借鑒。

(二)關于預先拋棄時效利益

如前所述，訴訟時效是關于社會公益的制度，屬于強制性法律規范的范疇，它不允許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規避其適用。如果允許民事時效利益預先放棄，由于債務人通常處于弱小的地位，債權人則可能利用其優勢地位迫使債務人預先放棄時效利益。因此，各國(地區)立法一般都明確規定:時效利益不得預先放棄。但是，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情勢已經變化(債權人無再利用其強勢地位逼迫債務人拋棄時效利益的可能)，如果再不允許債務人拋棄時效利益，就違背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因此，大多數國家(包括我國)多傾向不允許預先拋棄時效利益，但對于到期的時效利益則聽憑當事人自決。對此，在《規定》施行之前，我國司法實踐也采用時效利益不得預先拋棄的主張。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借貸到期后債務人在多份空白催收通知單上加蓋公章如何計算訴訟時效的請示的答復》［(2004)民二他字第28號］明確指出:時效制度屬于強制性規定，不允許當事人依自由意志排除時效的適用或改變時效期間。故即使你院審判委員會的多數意見認為“食品公司在空白催收單上加蓋公章的行為是其授權京開大道農行可以根據需要在催收通知單上任意填寫時間的真實意思表示，即放棄了因時效期間屆滿而產生的時效利益和抗辯權”，但因其屬于提前拋棄時效的行為，亦應認定為無效。該答復肯定了當事人不能預先拋棄時效利益。但是在當時，我國并沒有禁止預先拋棄時效利益的明文法律規定。不過，當事人在訴訟時效屆滿后可以拋棄時效利益在當時已經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38條規定:“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訴訟時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也就當事人在訴訟時效屆滿后拋棄時效利益做過兩個司法解釋，即《關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達成的還款協議是否受法律保護問題的批復》(法復［1997］4號)(對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雙方就原債務達成還款協議的，該批復給予的肯定回答，即應當依法予以保護)以及《關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單上簽字或者蓋章的法律效力問題的批復》(法釋［1997］7號)(該批復確認借款人于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在催款通知單上簽字或蓋章的行為時對原債務的確認，該債權債務關系應受法律保護)。據此，《規定》第二條將預先放棄訴訟時效利益的行為予以明確禁止，彌補了立法上的空缺，使訴訟時效的強制性得到法律上的凸顯。同時，《規定》第二十二條再次規定了當事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拋棄時效利益的合法性，從反面印證了禁止預先放棄訴訟時效利益行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