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區管理與現代化

筆者認為現代化應當包括以人為主體性特征的現代化階段、從現代化向后現代化階段轉變的過渡階段以及以后現代性所體現的以守護世界為特征的后現代化階段。社區管理作為一種管理活動，無論其管理手段還是管理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些模式和手段深深打上了環境的烙印，受環境影響而不斷演化變更。如果說存在一種理想的社區管理模式，那么這種模式應當以適應環境、體現權變思想為特征。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因其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巨大而快速的變動而對現代化頗為關注。如今，大到整個世界、國家，小到團體、個人，都深受現代化的深刻影響。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M.J.列維所言，“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事無巨細，無論國際或是國內，沒有哪一個問題不與現代化有關。”就此而言，現代化是作為社區管理無法回避的環境因素而存在的。現代化發展程度取決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人等不同層面的承載力，也就是說現代化不同層面的合力決定了現代化的現實狀況、發展水平。社區作為社會的縮影，不可避免地承載著整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責任與目標。而社區管理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了社區所承載的這一責任與目標的實現狀況，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因此，社區管理是現代化的重要動力，這一動力的強勁與否對現代化進程有重要影響。綜上所述，社區管理與現代化的關系就表現為現代化作為社區管理的環境因素，影響著社區管理的方方面面。而社區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又左右著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

二、我國現代化對社區管理的挑戰

我國現代化對社區管理提出了如下挑戰：

（一）高速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使得我國社區管理環境復雜多變

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大大推動了我國現代化進程。我國GDP排名從1980年的第8位一躍而成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現代化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該警醒一味追求經濟現代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經濟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利益集團的興起與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存在矛盾與沖突，這些矛盾與沖突終究要靠與經濟現代化相適應的政治、社會、文化、人等方面的現代化來承接。以政治現代化為例，政治現代化屬于制度的層面，如果說經濟現代化所產生的問題要通過制度來協調、解決，那么，具有協調和解決相關經濟問題能力的制度途徑則必不可少。然而，政治現代化的相對滯后導致了協調和解決經濟問題相關制度的缺失，其結果便是有關問題不能夠通過合法有效的手段得到解決，造成矛盾的積壓抑或通過違法手段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由此可見，經濟現代化導致的利益集團的興起會因為經濟現代化的高速度而更加復雜多變。政治、社會、文化、人等領域現代化的嚴重滯后，無法有效應對經濟現代化的種種問題，使得這種復雜多變進一步擴散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就社區管理而言，這種畸形的現代化進程一方面使社區管理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社區管理能力也會因為各領域現代化程度的迥異而受到限制。因此，我國的社區管理面臨現代化的嚴峻挑戰。

（二）社會、政治層面現代化程度的滯后性阻礙了社區自治

社區自治是指社區居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參與途徑，依法享有的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權利，它是社區居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一種基層民主形式。社區自治作為我國社區建設的重要方式和最終目的，是提升社區管理能力，改善社區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徑。社區自治不僅需要良好的制度以及相應的社區自組織，還需要社區居民的主動關注和積極參與，最終才可以形成以社區居委會牽頭、社區自組織組織、居民主動參與的自治局面。可見，社區自治局面的形成是與制度、社區自組織以及居民參與等要素分不開的，可以說社區自治的成敗取決于這幾大要素的現實條件。我們可以從現代化的不同層面對社區自治要素進行簡單分析。現代化的過程有若干不同的層面：經濟發展是物質的層面；政治發展是制度的層面；而思想與行為模式則是社會的深度層面。就當前我國現代化狀況而言，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的現代化程度差異明顯，特別是社會、政治層面的相對滯后性還不足以形成社區自治的有效支撐。具體而言，社會層面的現代化狀況表現為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治的思想與行為模式缺乏社區自治所要求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政治層面則表現為與區域特點相適應的社區自治的制度體系的不健全，無法形成社區自治的制度支撐。因此，社會、政治層面現代化程度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阻礙了社區自治。

（三）現代化程度的區域性差異對我國創新社區管理模式有更高的要求

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表現在現代化各個層面的差異性，而且不同地區的現代化程度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表現為東中西部的現代化程度差異、城鄉之間的現代化程度差異以及城市之間、鄉村之間的現代化程度差異。按照筆者對現代化階段的理解，我國大多數地區還處于以人的主體性為特征的現代化階段，只有少數像北京、上海等這樣的發達地區處于從現代化階段向后現代化階段轉變的過渡階段。如果按照古登斯對社會風險的劃分，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面臨外部風險的威脅，這種威脅主要產生于工業化社會初期，也可以理解為現代化的初期階段，意味著可能遭遇的意外打擊。而像北京、上海等這樣的發達地區則面臨著由人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人造風險。現代化程度的區域性差異在給社區帶來外部風險與挑戰的同時，也影響著社區管理的各方面條件，某種程度上決定其所應采取的社區管理模式。社區管理模式的差別往往取決于社區管理主體，即政府、社區民眾以及社區服務機構之間的權能配置方式。現代化程度的差異性對于社區管理模式的決定因素具有重要影響，一般而言，這種影響表現為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政府服務觀念與民眾參與觀念較強，社區服務機構比較發達，而在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則相反。這種不同現代化程度的區域影響差異折射到地區的社區當中，就表現為政府、社區民眾以及社區服務機構之間不同的權能配置方式，從而對社區管理模式形成重要。由此可見，現代化程度的區域性差異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對社區外部環境風險與挑戰的差異性影響，也表現為對社區管理模式各因素的差異性影響。因此，我們在探討適合我國社區管理模式時，要避免搞“一刀切”，要在充分考慮不同區域現代化程度差異的基礎上探索符合區域特點的社區管理模式。

三、提升社區管理現代化水平的對策

提升社區管理現代化水平,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提升社區非程序化決策的能力

經濟現代化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興起，這些利益集團因其不同的利益訴求而存在諸多矛盾與沖突。然而，由于協調、解決相關沖突的渠道和方式的缺失，使得此類問題進一步放大了。當然，經濟層面的問題只是社區管理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之一，然而社區管理所面臨的諸如文化、養老等方面的問題在其發生機制方面卻具有相似性，即由于問題的即時性與問題解決路徑的滯后性所產生。雖然可以通過及時地建立相應的問題解決制度、方式來應對新生的問題，但問題的即時性與其解決路徑的滯后性卻具有客觀必然性，因此需要通過提高應對新生問題的能力將問題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即提高社區非程序化決策的能力。非程序化決策應當遵循四個基本原則：掌握決策對象的有關資料、聽取不同意見、實事求是、只作屬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決策。筆者認為，如果將這四個基本原則細化到社區管理當中，應該體現為：提高社區收集決策信息的能力；充分發揮社區居民委員會的民主作用，聽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實事求是；社區居委會、政府機構、社會中介組織各司其職，在權責范圍內充分發揮自身作用，為社區管理非程序化決策盡職盡責。

（二）積極構建公民社會，為社區自治創造條件

有效的社區自治是以完善的制度保障、社區自組織作用的充分發揮、居民積極主動的參與為前提的。然而由于目前我國大多數地區現代化程度不高，社區自治的條件尚不成熟，為了提高社區管理效能，減少政府對居民自治的干預，有必要著力培育社區自治的基本條件。培育社區自治的前提條件與構建公民社會的要求休戚相關。在西方社區管理發展的過程中，市民社會理論是社區管理理論的重要基石，在國家和社會關系重構中起著關鍵作用。哈貝馬斯認為公民社會是獨立于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是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公民社會由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發出現的社團和運動所組成。這些社團、組織和運動關注社會問題在私人領域生活中的反響，將這些反響放大并集中和傳達到公共領域之中。由此可見，市民社會要求能夠代表公民利益、與政府保持中立的社會組織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這樣既拓寬了人們政治參與的渠道，也培育了人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當這種政治參與的行為成為傳統和習慣后，人們也會將其運用到社區管理當中，積極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參與社區自治。因此，公民社會的構建應當作為社區自治的基本前提，而公民社會的構建應當通過社會組織的培育來完成，并以此來促使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治的思維和習慣的養成。

（三）因地制宜，構建符合不同區域現代化程度的社區管理模式

既然社區管理模式的差別取決于社區管理主體，即政府、社區民眾以及社區服務機構之間的權能配置方式，而這些因素又受到現代化程度的影響，那么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社區管理模式是由現代化程度所決定的。一般認為，民主化、法治化是政治領域現代化的顯著趨勢。民主化表現為從威權主義或集權主義等其他各種政治體制轉變為自由民主制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政治權威的組織方式可能會出現本質上的轉變。也就是說，傳統一家獨大的政府權力被現代化稀釋，進而表現為個人、社會組織等非政府主體權力的增強。法治賦予各權力主體平等的法律地位，這種平等地位增強了各主體間的監督制約，民主得到了進一步保障。筆者認為，較高的現代化程度在政治層面可以理解為較高的民主化與法治化，具體表現為政府權力得到有效制約，而政府以外的權力主體如民眾、社會組織權力則大大增強，且具有高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而較低的現代化程度在政治層面可以理解為政府權力龐大，民眾、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薄弱，屬于典型的“大政府、小社會”公共管理體制。

四、總結

根據社區管理主體權能配置方式的不同一般將社區管理模式劃分為三類，即政府主導型、自治型、混合型。政府主導型的社區管理模式適合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由于這些地區政府權力龐大，而其他權力主體由于參與意識與能力的淡薄無法在社區管理中發揮有效作用，因此必須依靠全能的政府管理社區事務。對于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則應當根據社區居民與社區服務機構民主化、自治化程度而定。如果社區居民與服務機構民主化、自治化程度都很高，則適合采取自治型的社區管理模式，而對于那些社區居民與服務機構民主化、自治化雖有一定發展，但沒有達到自治要求的，則應當采取混合型的社區管理模式，通過政府的指導與監督以及居民、服務機構的適當參與，使其自治能力不斷成熟，不斷向自治型社區管理模式邁進。采取何種社區管理模式應當以客觀、全面地評估社區現代化環境和自身條件為前提，并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地探索出符合社區發展要求的社區管理模式。在這里，筆者著重強調了社區管理的特性，但并不是否定社區管理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和規律性的東西，不同社區在探索自身管理手段和模式的過程中不應當閉門造車，而應當多加交流和學習，總結社區管理在現代化進程中遵循的規律和出現的問題，以應對現代化帶來的挑戰。

作者：郭曉勇 單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