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哲學

生命哲學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于德國、法國，是以關注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借助肯定人的生命價值來沖擊理性主義美學觀念的一種思潮。生命哲學提出兩個口號，一是生命的不可重復性，即生命的非理性；一是生存。生命哲學思考的問題不再是人類通過怎樣的邏輯方式去認識世界，而是人類在一種怎樣的狀態下去把握世界。它不是要對認識問題進行邏輯證明，而是力圖澄清塵世經驗的結構，重視人在認識世界時的主體性與自我經驗。生命哲學的代表人物西美爾把一種不能繼續描繪的有關存在、力量和方向的感覺，即內在性稱為“生命”。世界的本源是生命，生命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恒的沖動。西美爾用兩個公式表達了生命的概念———“更多的生命”（MehrLeben）和“比生命更多”（MehralsLeben）。“更多的生命”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長，即生命在一定階段形成的表現形式。“比生命更多”指的是生命在精神階段上所達到的高級實現。想要獲得“更多的生命”的愿望是我們一切行動的動力，這樣我們也就獲得了“比生命更多”的意義。生命就是意義，生命的本質是不斷的自我超越。［5］死亡，從一開始就同生命結下了不解之緣。作為生命的必經過程，死亡是連續不斷的生命過程正在培養的因素。雖然死亡一開始就寓于生命之中，但“就連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成是生命的自我超越”。［5］因此死亡也是生命的自我超越，是生的創造者。也就是說，生命一直在產生意義，而意義的產生來自于生命的本質———自我超越。

《時時刻刻》是一部意識流電影，它通過不斷切換的鏡頭，反復出現的流水，人物不停地思考、自語和面對死亡的決絕和迷惘，把劇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狀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生命哲學亦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和“個體生命存在”。因此，對人的內心和存在感的共同關注就是生命哲學與電影《時時刻刻》的契合點。

二、《時時刻刻》中的死亡

《時時刻刻》的故事敘述籠罩在難以言說的不安與掙扎中，給人以強烈的壓迫感和窒息感，更甚的是，全篇似乎充滿了死亡的氣息，給人以“眷顧死神”的感覺。大多數女性題材電影總是娓娓地向觀眾講述一個溫馨的故事，而《時時刻刻》卻以冷靜得近乎殘酷的方式帶領觀眾面對絕望與死亡。故事中伍爾夫和理查德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勞拉曾試圖自殺；克拉莉莎則目睹了理查德的死亡。根據影片中人物對生命結束方式的理解與選擇，可將其分為親歷死亡、逃避死亡和直面死亡。

親歷死亡的代表人物是伍爾夫和理查德，他們都選擇了一種非正常的方式告別世界———自殺。在生命的每時每刻，我們都是一些行將死亡之人，死去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注定的命運。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死亡的時刻是未知的，就像“漂浮在他們生命之上的令人不快的預言，然而他們也只有在實現這一預言的瞬間才同生命有某種關系，這就好比有朝一日將會弒父的預言漂浮在俄狄浦斯生命之上一樣”。［6］大多數人會平淡安穩地度過一生，但對伍爾夫和理查德來說，生命伴隨著自身的發展，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使他們喪失希望，因此他們選擇了自己可以主動擔當的死亡。伍爾夫是歷史上真實的人物，這位偉大的意識流作家一生飽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最終忍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崩潰的打擊，在1941年溺水自盡。影片的開頭和結尾為我們重現了這一場景：伍爾夫像平日散步一樣走出家門，來到河邊，把口袋里塞滿石頭，然后一臉平靜地向河中心走去。在她沉入河底后，鏡頭給了她的手和腳一系列的特寫。她似乎是很舒適地伸展開四肢，頭發飄揚，任由河水帶著她流動。此時死亡對于她來說，仿佛不是痛苦而是享受。與伍爾夫優雅、詩意的死亡方式相比，處于現代社會的理查德生命的結束更加決絕與直接。他在克拉莉莎接他參加晚會的下午，深情向她告白后，飛身從窗臺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西美爾認為，死亡是生命的創造者。個體通過對于生命的某種適應，才能在每一瞬間保持自己。這種適應一旦失靈，就意味著死亡，正如任何一個自動的或任意的運動都可能意味著對于生命的渴望一樣，這種適應也可以說是逃避死亡。勞拉·布朗是影片中逃避死亡的典型。在艱難的一天將近結束的時候，勞拉把孩子交給鄰居照顧，自己驅車來到一家旅館，準備服下安眠藥結束生命，但她的內心卻不停地掙扎，身為一個即將臨產的母親，她腹中的胎兒也使她難以做下最后的決定。于是猛然間，她從噩夢中驚醒，撫摸著隆起的腹部，失聲痛哭。最終，她在一瞬間決定生下孩子后，離開家庭，背負拋夫棄子的罵名，繼續生命。

克拉莉莎是主要角色中唯一沒有產生死亡行為甚至死亡動機的人物，但她的生活被一種似乎連愛都難以彌補的絕望和不安充斥著。她特立獨行，與相戀十多年的同性女友住在一起，卻又照顧著多年前的異性戀人理查德。她喜歡舉辦晚會，喜歡大事小事都事必躬親。她整天都忙忙碌碌的，似乎只有機械般地忙碌才能讓她感到安慰與滿足。生活的目的在她看來也是簡單的“為彼此而活”，然而她卻眼睜睜地看到了理查德死去。活著的人對于死亡的感受應該是更微妙和震撼的，直面死亡使得她也開始重新思考生活與生命。

三、死亡原因

影片中主要人物的生活與生命似乎缺乏陽光，一直是烏云籠罩。他們的命運被不知不覺地附上了無法擺脫的結局。這種無法擺脫的結局不是來自錯綜復雜的命運糾葛，也不是來自咄咄逼人的命運轉折，而是來自于生命感覺的萎縮，即人物沉重的自我壓抑和死亡傾向。影片的三個故事都發生在現代化的20世紀。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物質滿足的同時，也使人們的心靈愈加干涸。現代先進的科技和豐富的物質雖然取得了一些令人驚奇的成就和進步，但人們實際上并不幸福，而是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處于一種無所適從的不安境地，個人的靈魂深處充滿了虛無感和難以承受的悲傷。［7］所以我們看到，影片中的人物盡管都生活富足，衣食無憂，但他們的心底依然寒冷。

1.親歷死亡：弗吉尼亞·伍爾夫———以享受的方式擁有自己。

伍爾夫是一個內心世界斑斕豐富的奇女子。她的作品細膩、動人，充滿了詩情畫意。作家的創作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伍爾夫對寫作的投入程度更是到了夸張的地步———她不修邊幅，穿著寬大的衣裙，雙手插在口袋里，腦子飛快地運轉，神經質般地口中念念有詞。她就這樣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構設的精神世界里，在這里，她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拘禁和約束。但同時她卻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生活的煩擾。仆人抱怨她只專心寫作而沒有家庭管理的指示，醫生告知她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即使親密的姐姐凡妮莎也要求她按時看醫生，在寧靜的鄉下好好療養。凡妮莎說，伍爾夫是一個幸運的女人，她有兩個生活，一個是她在過的生活，一個是她的寫作。可這真的是幸運嗎？這樣一個專注、有才情的女子，卻不得不面對現實生活的庸俗與無奈，她根本找不到精神世界與現實生活的對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