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經濟法司法實施形成的共識

2.經濟法具有可訴性。對于經濟法總體而言具有可訴性在當前經濟法學界應無太大爭議，通過司法制約國家經濟調節權；通過司法使經濟法糾紛得到有效解決。

3.需完善行政訴訟制度或司法審查制度。經濟法的實施在程序上自然依賴于行政程序，經濟法與行政法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法主要通過行政程序轉化為事實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的訴訟機制除了建立經濟法公益訴訟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對經濟法行政實施的司法審查制度，而這一司法審查制度除了通過傳統的行政訴訟對經濟法執法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外，更要建立起對經濟法的抽象行政行為（如行政決定）進行合憲性、合法性的獨立司法審查制度。

4.需借助公益訴訟機制，擴張原告主體范圍。對于經濟法的司法實施需借助公益訴訟機制，或者說完善的經濟法司法實施機制體系缺不了公益訴訟。公益訴訟必然導致原告主體資格的擴張。

二、經濟法司法實施存在的若干法律問題

1.獨立的經濟法責任的建立問題。我國目前主要存在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違憲責任四種法律責任，并有相關程序保障這四大責任（除了我國違憲審查程序欠缺）。在很多人眼中，經濟法沒有獨立的法律責任，經濟法產生的責任仍屬上述四大責任之列，只需對這些程序做些修訂便可把經濟法責任包括在內，并無設置獨立訴訟機制的必要。經濟法的司法實施必然涉及對違反經濟法的主體的法律責任追究問題。經濟法責任確實是對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的綜合，但這種綜合并沒有抹殺經濟法責任的獨特性質，理由則是因為經濟法責任是由經濟法所規定，是由實施違反經濟法的行為而導致的責任，而它更全面充分的綜合運用已有的法律調整方法和各種法律責任形式恰是經濟法責任獨特性的表現。將法律責任形式和司法救濟程序也作為部門法劃分的依據，必然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法律的尊嚴在于它的強制性，違反經濟法當然導致經濟法責任，但經濟法責任的法律形式卻不一定與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形式不同，只要利用現有的責任形式能夠滿足承擔經濟法責任的需要，人們就無需創設新的責任形式。2.獨立的經濟法訴訟制度的建立問題。所謂經濟法的可訴性是指經濟法所必備的為了判斷經濟法糾紛的是非而使經濟法的糾紛主體可訴求于法律設定的判斷主體的基本屬性。這種屬

性決定了在需要由國家干預的領域所發生的法律糾紛主體應當有權將之訴求司法解決。根據經濟法律法規，遵循經濟訴訟程序（或經濟特別程序），對爭議事實進行審理并作出裁判時發生的訴訟活動和訴訟關系的總和。經濟訴訟應把經濟生活中涉及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秩序、市場主體行為規制和社會分配關系以及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各種經濟糾紛和沖突作為自己的主要處理對象”，“經濟訴訟與傳統三大訴訟類型特別是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因而在實踐中應建立起獨立的經濟訴訟程序”。經濟法糾紛一部分可通過普通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來解決，另一部分則通過公益訴訟程序來解決。“傳統的‘三大訴訟’基本上能夠包容和解決各個部門法案件，對于各個部門法的一些特殊性問題，只需在適用‘三大訴訟’基礎上，作出一些特殊規定就行了。經濟法案件的訴訟程序問題也是如此”，“研究‘公益訴訟’對于經濟法案件訴訟問題有著積極意義……但不必在現有的‘三大訴訟’之外，另立一套‘獨立的公益訴訟’，它只是可以作為現有‘三大訴訟’的補充”。

三、完善經濟法司法實施的措施

經濟法的司法實施需要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刑事訴訟等相結合，去尋求一個均衡點。從上述可知，在現有司法體系下，如何更好地結合三大訴訟程序來完善經濟法的救濟機制才是最實際、最合理的方法。完善經濟法司法實施的具體措施如下：

1.引進民商事審判程序。把經濟法的思維引進民商事審判程序并不是要讓民商事訴訟完全代替經濟法訴訟，而是對現在實際很多經濟法案件都由民商事程序解決的一種應變。雖然很多經濟法案件的確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爭議，但是根據民事思維解決的訴訟很可能跟由經濟法思維解決的訴訟背道而馳，從而不利于維護社會的整體經濟利益。

2.建立經濟法特別訴訟程序。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當然有其獨立的法律責任，需要經濟法特別訴訟程序來保障實施。經濟法的特別訴訟程序應不限于經濟法公益訴訟，因為經濟法中也涉及許多私益訴訟或兼具公私性質的訴訟并不能由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解決。如土地承包、征稅、國有投資等方面的糾紛。

3.對民商事訴訟制度的調整。應擴大代表人訴訟的適用范圍，放寬權利登記的程序要求及擴大訴訟代表人的權限等。在經濟法糾紛中，應適當減小原告的舉證責任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因為在經濟法糾紛中，原告與被告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對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都有所不同，原告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如果在舉證責任上不對原告實行傾斜保護，便很難真正實現實質正義。

4.對行政訴訟制度的調整。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當把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中。在我國，大量的抽象行政行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立法，而是屬于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行為，實踐中缺少嚴格規范這種抽象行政行為的程序、權限的法律法規。擴大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可訴范圍。將“準政府組織”所作出的事實上的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這樣才能形成對整個公權力或公務行為進行監督。

作者：熊靚 單位：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