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從時間長度上來看，既可以由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算起直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正好30年，故稱中國新文學30年;又可以從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是年2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倡導新文學運動計起，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恰好32年，習稱中國新文學32年。不論30年或32年，都是中國新文學從誕生到發展的相對完整的演化過程，也是中國新文學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并行前進的同質同構的過程。由于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從建立，中經“十七年”、“十年文革”直到改革開放的今天約30多年，它親身感受了歷史的曲折給新文學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在功能上有何優長或局限，在效果上有什么優與劣，故給出科學的準確評說或作出有說服力的闡述帶來相當的難度，這里只能試論之。

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是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思想框架和書寫規范，就斷定這種政治化的學科范疇不能用來進行有學術價值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史書寫，在功能上對于新文學研究或新文學史書寫就不會發揮積極效用，因而也沒有優長可談。筆者認為，對中國新文學史學科的反思，既要回到歷史現場又要站在當下的認識高度，并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給以辯證地考析。若是承認新中國于1949年的成立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較為合理的分界線，是個能夠接受的可以斷開文學史的分水嶺，而新中國成立以前不論從理論上或是從實踐上考察則沒有一個界說嚴謹的新文學史學科觀念，更沒有書寫出一部系統的多景觀的新文學史文本;那么從這個意義說，1950年由新中國教育部主持建構的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學科，在當時的政治背景與學術語境下，至少有這樣一些優長:一是它有利于書寫30年或32年的中國新文學或現代文學通史與分體史專題史。因為它可以容納五四以來中國大陸創造的一切新文學及其文學現象，遵循著進化論形成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陳代謝的、新的優于舊的文學史觀，能夠研究并書寫系統而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現代文學史;雖然新文學史從語體形式到思想內容有別于中國古代文學，但是在進化鏈條上它卻是古代文學史的賡續，能夠使古今文學史貫通起來。二是它有利于新民主主義文學史的建構。新文學史學科建立，盡管可以用進化論為文學史觀書寫中國新文學史，這只能說是治史者越軌的選擇;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將書寫者納入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軌道和寫作規范，從框架結構、章節安排到文學運動、文學思潮、社團流浪和作家作品的定性評判，甚至新文學的流變線索，都要符合《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論斷和評述。實際上這是以中國新文學史的書寫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具體形象的闡釋又對其作注腳，使新文學史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新文學史不僅自始至終突顯無產階級思想對新文學的領導和新文學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性質;而且堅持階級論及其分析方法為新文學劃定階級陣線和給作家作品確定階級性質，如王瑤本的新文學史、丁易本和劉綏松本的新文學史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嘗試文本。三是有利于突出中國新文學系統中的左翼文學或革命文學的主導地位和軸心價值。這是因為左翼文學或革命文學或延安工農兵文學能夠直接體現無產階級思想對新文學的領導效應，也能集中體現新民主主義文學的革命性質與價值內涵;所以在中國新文學史書寫過程中，左翼文學、革命文學和延安工農兵文學則是關注的重鎮和突顯的主線。由于《新民主主義論》把魯迅抬上了圣壇，受到至高無上的評價，成了三個“偉大”集于一身和五個“更”字的空前民族英雄;所以書寫新文學史務必費盡心力挖掘魯迅其人其文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和偉大共產主義戰士的性格覺悟，使魯迅成為中國新文學獨壓群英的主將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四是有利于國家主流意識或者社會主導話語對中國新文學研究和中國新文學史書寫的政治訴求的實現。雖然新文學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具有相對的學術獨立性，并不一定要對應國家或社會的主流話語，但是由于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并非民間所立而是國家所建的，必須體現國家鞏固新政權的統一意志和呼應主流意識形態;況且中國新文學系統中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和工農兵文學本來就與主流政治意識結下不解之緣，并直接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造過輿論，故而新中國成立后強調文學史書寫為鞏固新政權再造聲勢則成了順理成章的事。這樣便使中國新文學史學科一成立，以國家的意志與行為將有獨立學術姿態的新文學研究及新文學史書寫納入主流意識形態，不能不接受主導話語的控制與規約，并適應國家意志對新文學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的需求。五是有利于滿足研究主體或接受主體對中國新文學的教與學的熱切期待。1950年代初期的研究主體大多是滿懷激情迎來人民共和國的大中學教師、從事文學藝術的批評者和熱好新文學的知識分子，而接受主體除上述群體外還有大量的有知識的學生和社會青年等，他們熱愛新中國亦喜愛為新中國成立鳴鑼開道的新文學。不僅教師們、文藝工作者們希冀借助學科的建立來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中國新文學，書寫中國新文學史以教授學生，達到“教書育人”之目的;而且廣大知識青年熱切期待通過學習以新學科范疇研究的新成果或書寫的新文學史，來獲取更系統更廣博的新文學知識和更豐富更深刻的審美體驗，從而感悟出新中國成立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增強并凝聚熱愛新中國的感情。

如果能夠真正地遵循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意識與書寫規范，從原始史料或史實出發，堅定不移地貫徹辯證唯物史觀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消去各種別有用心的偏見;那么書寫出的中國新文學史哪怕是政治型的，定能體現出本學科的優長，也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中國新文學史的敘述模式。否則，本學科的優長有可能變成它的短處或局限。

上述是在特定的時限特定的條件下，對中國新文學史學科的優長所作的簡略考析;以下則是在同樣的時限與條件下，對新文學史學科的局限性給以探察。若說本學科的優長在一定條件下有轉化為短處的可能性;那它的局限性卻是學科固有的，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不會變為優長，局限性就是局限性:其一新文學史學科不論30年或者32年的長度，都容納不下中國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全過程，也包容不了中國左翼文學的全過程。新文學的生成期不能僅限于五四文學革命，早在晚清的維新變法時期，于“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號的感召下，就產生了新小說、新體詩、新文體散文等，幾乎各體文學作品都貼上了“新”字標簽;雖然這些新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生成的新文學有些差異，但在規定性的新文學特質上卻是趨同的，不論文本的文化意蘊、人性內涵或者表達技藝、白話語體以及啟蒙功能，都是相通的。所以晚清文學改良所生成的也是新文學文本，原定的30年或32年的新文學史學科顯然容納不下，只有突破“五四”上限向上追溯。盡管左翼文學盛行于1930年代，可是此后在《講話》指導下出現的工農兵文學乃至“十七年文學”就其無產階級性質來說也是左翼文學的延展，當然亦屬新文學范疇;而原定的新文學史學科框架，對它更是裝不下去的。因此欲克服這個固有的局限性，必須“破門而出”，上溯下延，沖決既定新文學史學科的時限，依據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需要，擴展其歷時的長度。其二，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是為新文學或現代性文學量身定作的，而不是為現代中國生成的所有形態文學的研究而設立的，所以新文學史學科適宜于新文學的研究和新文學知識的獲取以及新文學史的系統梳理和書寫。對于接受者來說，只能滿足其閱讀現代中國的新文學的審美期待或獲取新文學史知識的期待，其他的非新文學或非現代性文學幾乎都處在被遮蔽被埋沒甚至被貶抑的狀態;即使這些文學偶而出現在研究者的視野中或者書寫新文學史者的筆下，也是作為對比反襯的對象或者被針砭指斥的對象。因此，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既承擔不起書寫現代中國的全景觀文學史的使命，又不能以科學平等的價值觀評述現代中國的所有文學系統與不同樣態的文本。對于這個局限性，即使把既定的新文學史學科放大了延長了，也是難能解決的。其三，由于中國新文學史學科以《新民主主義論》為其思想基礎與價值準則，特別強調其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因此不論評述新文學或者書寫新文學史都有可能出現難以避免的偏激性或偏頗性，或者過分抬高了大陸的新文學，或者在書寫中國新文學史過程中過分突出左翼文學或者獨尊《講話》后出現的工農兵文學，無情地拒斥了臺港澳的新文學，甚至把它們作為大陸新文學的對立面進行批判。可見，建國初由教育部設立的中國新文學史學科裝置，往往會給海內外的學者和讀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讀，片面地認為現代中國的文學只有新文學或革命文學或左翼文學，現代中國的文學史只能寫成新文學史或革命文學史，這就嚴重妨礙向世人展示現代中國文學的整體風貌與多樣精彩。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生態的變幻，意識形態領域驟起的極左思潮，時緩時急地沖擊著文學藝術的創作和研究以及新文學史的書寫。從批判《武訓傳》到批判《紅樓夢》研究及胡適學術思想，中經反胡風、反右派和反右傾，直至“文革”風暴，幾乎每次極左政治思潮的興風作浪都在文學藝術界或學術研究界啟動，使其成為“左”毒傷害的重災區;因之一批批有影響有成就的學者作家詩人倒下，一批批文學藝術作品都成了“興無滅資”政治批判的“滅資”對象。這樣以來，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因為研究或書寫的內容蕩然無存，其學科意識完全被極左政治思潮所置換，故而它也失去了存在意義。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經過清算極左思潮毒害的“撥亂反正”運動，中國新文學史學科得到了恢復，其學科意識仍是新民主主義論為主導，并強調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適應大學文科教學的需要，便遵循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意識，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一個以群體力量編寫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的熱潮，出版了一批教學型的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文本，其中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影響較大，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這諸多版本的新文學或現代文學史與1950年代初期由個體書寫的多種版本新文學史相比，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內容有所充實，史料有所豐富;但總體上并沒有出離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框架，而對于中國新文學史書寫的“撥亂反正”也重在從社會主義文學性質返回到新民主主義文學性質的“正道”，既沒有對新文學史書寫的新民主義義論的政治化的思想規范或模式提出質疑，也沒有對這種思想規范或模式給新文學史書寫帶來的政治化特征及其內在傷害進行反思或消解。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與文藝界的平反冤假錯案，以及人道主義、人性、人情、人意、自由、民主、理性、博愛等普世理念與價值思想得到正面承認;因而這不僅使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對象發生了巨變，把顛倒的文學史實重新顛倒過來，而且也使新文學史學科的思想基礎新民主主義論受到了重創與質疑，新文學的人本特質、人性內涵和人道靈魂已取得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價值和地位，特別是現代性或現代化的社會思潮與新啟蒙主義理性思潮以及存在主義非理性主義思潮被引進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領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它們的合力激起了新文學史學科意識的全方位革命;以人本主義文學史觀、現代性或現代化文學史觀和價值觀取代了原定新文學史學科的以階級論為主導的學科意識。1980年代中期“重寫文學史”口號的提出和“20世紀中國文學”學科的設計，意味著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完全擺脫了新民主主義論框架的規約與禁錮，為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打開一個多元化的學術局面，由獨尊一種學科意識變為多種學科意識的設想，由獨樹一種文學史觀變成對多種文學史觀的探索，由只持一種文學價值標準變為對多種價值坐標的選擇，由僅用一種文學史的政治話語變成多聲部文學史話話。這種多元化的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格局從1980年代中期逐步展開，盡管中間曾有“六四風波”的干擾，可是這種活躍的學術局面直到21世紀的今天只能說越來越開放，妄圖再回到“一種思想一條路線”完全控制和統馭包括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在內的一切學術領域的夢想，是不可能再變成大一統的“一元化”的政治現實的。

雖然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中國新文學史作為一個獨立學科范疇的時空維度以及視新文學或現代性文學為重點研究或書寫對象，這兩點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而這個新文學史學科發生質變的則是文學史觀及其與之緊密相聯的文學評價尺度，即學科意識不再是政治霸權話語來主宰了，人本主義文學史觀及其價值觀或者是現代性(現代化)文學史觀及其價值標準則成了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正宗文學史觀及其價值尺度。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遵從中國新文學史學科范疇書寫的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文本的形態，即由政治型變成了人本型或現代型;不過它們僅是中國新文學史書寫顯示的多元化景觀中最有代表性的兩種形態。經考察，能夠自覺地有意識地遵循人本文學史觀及其價值標準書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可舉兩例為證:前有1987年孫昌熙、朱德發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新編》，其《前言》開宗明義地表述，“文學觀念是構筑一部文學史的關鍵”，這部新文學史則是“以高爾基的‘文學是人學’的文學觀作為具體綱領，著重從文學與人的關系來考察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而展示它的本質面貌”。后有黃修己著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第三版)于2008年問世，著者坦誠表白，“我在‘以人為本’思想的啟發下，提出中國現代文學‘全人類性’的命題，希望從人的覺醒和解放的角度來審視、闡釋中國現代文學，使我們的現代文學能為世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享用，更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這種有意嘗試所寫出的新文學史文本，至少具有這樣的特征:展示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學特質，顯現出新文學的人道主義靈魂以及人性、人情、人意的復雜性和深微性，弘揚了現代文學的真善美的審美品格。至于遵循現代性或現代化文學史觀及其價值觀所書寫的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的現代型文本，具一定代表性的有:錢理群等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許志英鄒恬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程光煒等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雖然學術界對源于西方的現代性或現代化概念的理解和闡釋頗有分岐，缺乏明確而科學的界說，將其引入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領域也是眾說不一;但是上述幾部文學史所運用的現代性或現代化文學史觀和價值觀卻與啟蒙主義相通，即啟蒙理性就是其理解并認同的現代性。有的新文學史直截了當地把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特質規定為“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也有的現代文學史從啟蒙思想的角度對“現代化”的內涵給出更具體的說明:“文學的現代化最內在的內容是文學觀念的現代性，實際上是現代意識在文學觀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學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這方面。”即“五四”文學革命是“我國文學真正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標志”。既然五四文學是現代化的文學，那白話文學和人的文學則是文學現代性的根本特征。不論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或者人的文學都是解放人的啟蒙主義文學;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或現代化的文學史觀或價值觀，實質上亦是人本文學史觀或價值觀，由此文學史觀或價值觀為主導所書寫的現代型新文學史文本同樣也具有人本型新文學史的基本特征。

多元化的中國新文學史書寫格局的形成，是突破政治化書寫現代文學史重圍的巨大勝利，終于把新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納入具有獨立性的學術軌道，擺脫了政治附庸的地位;然而從總體上觀照，不管是人本型的或現代型的或其他形態的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或書寫，都沒有突破原定新文學史學科的時空維度，哪怕是將新文學史的時間長度上溯到維新變法時期或者新設計的“20世紀中國文學”學科也總是有個局限性問題沒有解決好:中國新文學史學科或20世紀中國文學科的長度與寬度都容納不了現代中國的所有樣態的文學，只適宜于新文學或現代性文學的研究及其文學史的書寫;即使把其他形態的或類型的文學硬裝進去也不會受到平等的對待合理的評價。例如有些文學史將通俗文學作為一翼或一單位納入新文學史學科或20世紀中國文學學科，總有些勉強有些不相宜，因為通俗文學既不“新”又缺乏現代性的鮮明特征。所以，惟有建設新的學科范疇，才有望解決好這個局限，以推動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向新的學術層次運轉。

究竟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文學史學科，既能揚其已有學科的優長又能避其已有學科的短處即克服其局限，并能開拓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新局面?在我看來，應建立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意識。而建立這個新的學科意識首先要弄清楚，“現代中國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是兩個不同的學科概念，雖然它們在內涵與外延上有相通之處，甚至有某些同質同構性，但是前者的觀照視角、對象范圍、史學意識、價值觀念、研究格局等卻發生了變異，使這個新學科具有了自身的獨特性。“現代中國”和“中國現代”不僅僅是從語序上的前后置換，而且它們是從不同的視野和不同的價位來判定“文學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國的現代文學史，著重突現其現代性，即中國現代型的文學史或曰中國新文學史，那些非現代性或非“新”的文學并不包括在內;前者不是著眼于“現代文學”，即只是規范現代的文學，而是首先放眼并關注于“現代中國”的文學，即整個現代國家的文學。“現代中國”是與“古代中國”相對應的，是從“現代中國”的大視野來審視文學，即凡是“現代中國”歷史時期生成的文學都是研究的對象，不管是否具有現代性也不管是哪個民族的文學，只要屬于“現代中國”這個大家庭的文學都應平等對待、合理排位。

其次要明曉，“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是建立在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之上，既不是新民主主義觀念又不是社會主義思想;而是建立于現代性民族國家觀念之上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意識，它不同于古代中國文學史以改朝換代的皇權意識變換為軸心，即一朝有一朝的文學，代代相傳而永不變的則是皇權主義與宗法思想，即使非正宗的民間文學或少數民族文學介入也改變不了以皇權主義為支柱的正統文學。所以古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演變為在國家現代化觀念制導下的平等相待的多民族文學共存共榮的聯合體。到了上個世紀之交即現代中國肇始之時才有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之士和革命先驅孫中山把“民族國家”現代化觀念由西方引入中國，并與維新實踐和革命實踐相結合，逐步興起一股現代民族主義政治思潮。

縱觀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流變，或處于世界列強瓜分的危機之時，或處于日寇入侵的救亡之際，或處于新中國建設時期，或處于改革開放以復興中華時期，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始終是社會文化思潮的主導意識，救亡圖存問題的解決離不開現代民族國家想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離不開現代民族國家想象。近百年來前仆后繼的仁人志士、文化先驅、革命先賢、英雄壯士和知識精英，為了祖國的救亡與復興殫精竭慮地謀劃著實踐著種種國家現代化的策略與方案，從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思想救國到政治革命、武器批判、社會變革、階級斗爭再到改革開放、經濟為綱、科學發展等，無不體現出近憂而遠慮的現代性民族國家想象的深邃復雜內涵，無不充溢著想我中華、愛我中華、興我中華、強我中華的愛國主義的民族激情。雖然現代性民族國家觀念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思潮經過了晚清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相沖突又相結合、五四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相沖突又相結合、此后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的相沖突又相結合的三個邏輯階段，而且它們所產生的社會功能效用也有正負大小之別，但是在拯救民族于危亡、振興民族于貧弱、建設富強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這個總目標上它們卻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或一致性。正是在這樣一個宏偉而艱巨的充滿悖論的救亡與建國的民族國家想象現代化的多種具體方案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同時也制定并實施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并舉的方案，有意無意地把現代中國文學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總體想象與設計之中，使現代中國文學成為民族國家想象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形象化語符載體。由于現代性民族國家觀念的開放性、靈活性和多元性，由于我國進入20世紀后依據不同的現代化方略先后建立起社會性質有別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于我國是個在經濟、文化、思想、習慣演化中極不平衡的多民族國家，所以適應不同民族現代化意識需求、適應各民族各階層人群審美取向以及承續不同文化傳統而興建的現代中國文學，無疑是形態各別、異彩紛呈的。盡管如此，但現代中國文學卻以不同的審美形式或深或淺或濃或淡地體現了現代民族國家想象，民族主義意識或愛國主義情思應似現代中國文學的主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中國文學實質上是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

再次要理解以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為思想基石所建立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不僅可以全景式地揭示現代中國文學流變與我國跨入新世紀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錯綜性和同步性，透過現代中國文學這面巨大而多棱的鏡像能夠折射出中華民族推進現代化的艱難曲折的總體風貌;而且可以為我們重構現代中國文學史提供新的觀照視角、新的框架結構、新的考察對象、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研究格局等;特別是以之與現有的“中國新文學或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等學科相比，“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具有一些新的功能特點:

一是以現代國家觀念為基石建立起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框架，可以突破以二元對立思維為認知結構所規定的新與舊、古與今、中與西、土與洋、左與右相互對峙以及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帶有偏見的界限，將現代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所生產出的所有形態的文學都作為同構同等的研究對象或書寫對象。固然新文學或現代性文學是所有形態文學中的研究或書寫重點，但它不能遮蔽或取代對其他形態文學的研究或書寫，只要是生成于現代中國這片沃土上的所有樣態的文學，哪怕是現代中國人移民到異國創造的反映故國生態與心態的文學也應屬于現代中國的文學，這就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固有的功能特長。二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對待能夠納入研究或書寫的所有文學對象，不論是原定的新文學或現代文學，漢民族文學或各少數民族文學，或者原定的通俗文學、古體文學，民間文學或翻譯文學，臺港澳文學或華人文學，都要一視同仁地平等對待，既要消去階級的、黨派的政治偏見又要清除狹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偏見。因為它們都是現代中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或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區域或不同文化生態創造出的文學，其差異性極為明顯，這正反映出現代中國文學的多元性;而其趨同性也是有跡可尋的，這正表明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目標則是一致的。所以對待所有形態的文學，作為研究者或文學史書寫者來說，務必要有一顆公正公平之心，務必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但這并不是說，納入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的所有形態的文學，其思想藝術價值和文學史地位，就沒有高低之分優劣之別了。至于應該持有何種價值觀念來研究或書寫現代中國文學史，筆者認為應堅持“一個原則三個亮點”的價值評估體系。三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范疇從時空維度上現示了“上可封頂下不封底”的優長，即上可與古代中國文學對接下可隨著現代中國文學的演化不斷延伸，直至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同步地實現終極現代化目標而終結;而在橫向上它不僅包容了不同歷史階段生成的一切系統或形態的文學，并且與世界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取得廣泛聯系。

因此“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的功能特長，正合乎現代中國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訴求，也適應了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的需求;并且當下的中國，對于遵循“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意識”來建構文學史文本，也提供了可能性。從時代需要來說，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應體現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三個面向”的精神，人類的普世價值追求應該在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中越來越得到呼應。所以只有按照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規范研究或書寫的文學史才能消取國家的民族的黨派的不必要的偏見，消解以往堅持機械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造成的不同形態文學之間的人為隔閡，真正把現代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積極參與全球化語境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學術交流和文化對話;而進行交流與對話的不再僅僅是中國的新文學或現代性文學，不再僅僅是中國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文本，而是現代中國多元文學的無限豐富性，也是現代中國全景觀的文學史風貌，這樣才有可能適應“三個面向”的需要。從當下提供的可能性來說，其一學術性的文學史研究或書寫已游離出主流話語的嚴格掌控，過去那種絕對權威的政治理論也不再是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必遵的“圣旨”，學者們可以根據研究或書寫文學史的需求自由地選擇文學史觀、價值標準或敘述模式，因此那些普世的人文理念或價值觀越來越得到尊重和運用，這種政治背景和學術生態有利于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或書寫。其二國家主流話語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也解構了主觀臆斷的機械階級論及其謊謬的階級分析方法，公開宣布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和階級矛盾，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已成為最高原則，建立和諧的中國與和諧的世界已成為奮斗的目標，科學發展觀則成了現時代的最強音;由此可見，這不只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重構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也提供了可以運用的新的理論與思維范式，尤其以人為本的思想與和諧理念更適宜于中國多元文學系統的研究與整體和諧文學史文本的建構。

遵循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意識書寫的現代中國文學通史文本，雖然并不多見，但是201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現代中國文學通鑒》，卻是一部“嘗試性的、實驗性的、探索性的現代中國文學通史”。只要有更多的學人認同現代文學史學科范疇并付諸研究或書寫實踐，它的功能特長一定會彰顯出來。

本文作者：朱德發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