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

(一)冷戰時期美國關于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成因的研究

1991年以前,亦即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已從多角度和多層次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作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的一些觀點。(1)進入80年代,蘇聯和美國爭霸態勢出現了變化。70年代,在爭霸態勢方面,蘇聯處于戰略攻勢,美國居于守勢。鑒于蘇聯霸權主義對全世界包括中美兩國都構成了嚴重威脅,中國當時便實施了聯美遏蘇的“一條線”政策。進入80年代后,因國內外問題日益嚴重,蘇聯在霸權方面開始收縮,美國則日趨強硬,也可以說美蘇爭霸開始轉入均勢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國際局勢出現緊張和動蕩,也為了使自己不再淪為美蘇爭奪中的籌碼,中國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新評估,認為如今中國再不能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也不能將打“蘇聯牌”來對付美國。這樣中國便選擇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喬納森•波拉克指出:8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將“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和“尋求長期的國際和平”作為其80年代三大戰略目標之一,把當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和動蕩歸因于“兩個超級大國的稱霸斗爭”。但到了1982年,此前“一直處于攻勢”的蘇聯在爭霸態勢方面開始出現變化。中國的戰略家因而斷言:“美國可以對蘇聯提出一個更有效的挑戰。蘇聯可能會因此而縮小它推行霸權的范圍,不過這一天尚未到來。”“但中國方面最重要的考慮是,中國永遠不會再淪為美蘇爭奪中的籌碼”;也就是說,“中國將不會依附于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中國將不會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將不會打‘蘇聯牌’去對付美國,也將不會允許任何人玩‘中國牌’。”就這樣中國在1982年秋正式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2]467。(2)1980~1982年期間,美中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產生一些摩擦,尤其是里根擔任美國總統后堅持向臺灣出售武器,使兩國關系出現了危機。這也促使中國選擇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喬納森•波拉克指出:1980年1月初,美國卡特政府宣布美國將恢復對臺武器供應,并暗示美國可能會允許向臺灣出售新式防御性戰斗機。北京雖然沒有馬上公開提出抗議,但事態的發展無疑會給中美關系帶來窘困局面。尤其是1981年1月,里根擔任總統后,不斷表明要滿足臺灣的需求,亦即堅持向臺灣出售武器。中國多次表示憂慮和不滿,絕不同意美國繼續干涉中國內政。經過緊張地談判,雙方終于于1982年8月17日以聯合公報的形式達成了有關控制未來對臺武器出售的協議。盡管此公報減輕了北京的疑慮,但中美關系還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中美聯合抗蘇的時期快要結束。中國開始尋求一種“少依賴于與美國結成緊密關系”的對外政策。1982年9月1日,北京正式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姿態”。中國領導人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國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3)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隨著蘇聯擴張勢頭減弱,蘇聯對中國的威脅開始減少,蘇聯愿意改善與中國的關系。這也促使中國努力“緩和”與蘇聯的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1982年正式調整其對外政策。羅伯特•羅斯指出:70年代末,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領導人繼位問題”和“國內經濟問題”導致蘇聯在全球的擴張勢頭開始“減弱”。在這種背景下,“蘇聯對中國的威脅開始減少”,“中蘇邊境地區緊張局勢”“有所減輕”。新的形勢促使中國試圖改善與蘇聯的關系,“從而減少它對穩定的美中關系的依賴”。這是中國1982年開始“公開”改變以前聯美遏蘇政策、轉而實施“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的背景之一[3]。喬納森•波拉克指出:1981至1982年,蘇聯明顯地希望利用美中之間的“政治關系正在惡化”這一形勢,蘇聯領導人明顯地想對中國表示“某種靈活姿態”。到1982年秋,中蘇兩國關系“靈活的跡象”得到了增加。北京此時感到,與美國的關系已經不再處處有危機,與蘇聯的接近有較大的余地。這也有助于中國開始正式確立其“獨立自主的對外姿態”[2]467-468。(4)就中國國內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①80年代中國進行經濟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此,中國80年代初要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貝斯•格林指出:1982年以后,中國“真心實意地致力于經濟現代化這個國家目標”。其“六五計劃”(1981-1985)指出,到2000年,中國工業和農業的產量要達到1981年時的四倍。“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現代化工程”,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此,中國在80年代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主張反對霸權、侵略和擴張行徑,不與任何超級大國結盟,從而“維護世界和平”。

②80年代初中國開始意識到,對外國力量過分依賴存在著危險。這樣的對外政策需要調整,從而增強中國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國1982年秋開始確立新的對外政策亦即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喬納森•波拉克指出:1981年,中國認為,“中國在冒這樣的風險,即將自己長期的獨立抵押給反復無常甚至有點邪惡的西方。就一般意義而言,長期政策的任務是解決國家真正的經濟與安全需要,同時避免對外國力量過分依賴所造成的危險。外國在中國的利益是被視作自私和具有潛在危害性的。然而,重新自我孤立不能看成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同外部世界的關系日益發展的背景下,增強中國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無論對國家的決策還是對鄧小平來說,仍是極其重要的挑戰”。此時,“根據北京的判斷”,“一個有點游離于美國之外的政治立場,和一種對似乎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為保留政治報復的暗示性威脅,能給中國留有回旋和自我保護的余地”。在這些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中國最終于1982年秋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③80年代初中國汲取了以前抗日戰爭時期的有關教訓。高龍江指出:抗戰時期,蘇聯、美國和英國之所以支持中國,原因之一是“利用中國達到他們各自的目的”。如,斯大林援助中國,原因是“為了減少蘇聯兩線作戰的危險”;而羅斯福和丘吉爾支持中國抗戰原因是為了使他們“先歐后亞”的方針得以實行。到了80年代初,“中國人對抗戰時期的教訓記憶猶新”,從中汲取歷史教訓,所以更加“不愿與蘇聯或美國形成過密的戰略關系”,而主張對外要“堅持獨立自主”[5]。1991年以前美國關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成因的這些探討,雖然比較簡單,但大體上還是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二)后冷戰時期美國關于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成因的研究

后冷戰時期,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美國研究者加強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成因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進展。1.對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形成的國際因素作了更全面的分析(1)關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對中國確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影響。1992年以來,美國研究者經過細致地研究,形成的看法是,進入80年代,和平與發展開始成為時代的主題,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在減小。這是80年代初中國實施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國際大背景。魯賓遜指出,進入80年代,國家間越來越“相互依存”。此有助于中國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6]。毛文杰指出:進入80年代,中國重新評估國際安全總體環境,認為世界大戰或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是中國制定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有利因素[7]。麥艾文指出:80年代鄧小平就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為改革時期中國對外政策定下了基礎”。鄧小平當時因而“追求一個更加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一個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對外政策”[8]22。(2)關于美蘇爭霸出現均勢對中國確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影響。1992年以來,美國研究者堅持認為,80年代初美蘇爭霸態勢出現變化,亦即蘇聯在霸權方面開始收縮,美國則日趨強硬,或者說美蘇爭霸轉入戰略均勢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國際局勢出現緊張和動蕩,也為了使自己不再淪為美蘇爭奪中的籌碼,80年代初中國開始重新評估其對外政策,選擇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但是,美國的研究者還在這方面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認為,80年代初美蘇爭霸態勢新變化或者說美蘇爭霸出現均勢,不僅直接地影響到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也直接地影響到美國政府對華態度。美國鑒于蘇聯對自己的威脅開始減小,于是輕視中國的戰略地位。中國的戰略地位當時被美國所輕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重新制定對美政策,中國終于在80年代初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簡三強指出,里根擔任美國總統后發展軍事力量,掀起新一輪軍備競賽;蘇聯的國際影響力開始下降;美蘇爭霸出現某種戰略均勢。這樣,美國開始輕視中國在反蘇戰略合作中的重要性。有鑒于此,中國更加堅決要調整對美政策,與美國拉開距離,實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9]2。趙全勝和劉國力指出,80年代初,“蘇聯正面臨國內腐敗,還深陷入麻煩的阿富汗戰爭之中”;同時,美國里根政府對蘇聯“采取強硬的立場”,“大幅度增加美國國防開支”。

所以,“中美聯合以平衡蘇聯力量的需要下降”。這促使中國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0]118。趙穗生指出,進入80年代,中國在美蘇中大三角關系中的戰略地位隨著美蘇關系緩和而有所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采取新的對外政策亦即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11]。(3)關于美中關系對中國確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影響。此時期,美國研究者堅持認為,80年代初美中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一系列摩擦,促使中國方面選擇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克雷格指出,里根1981年就任美國總統后,公開偏袒臺灣,決定對臺灣出售武器,中國于是強烈抗議。這樣,1980年所出現的朝著聯合方向發展以共同對付蘇聯的那種關系開始逆轉。不過此時中國并不希望同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加深敵對關系;相反,它急需和平的環境來發展經濟并進行對外貿易。所以,到了1982年8月17日,中美終于達成了一項協議,美國將逐步減少并最終停止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中國開始追求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該政策意味中國與美國的關系更好點”,但并非結盟來對付蘇聯[12]。(4)關于蘇中關系對中國確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影響。此時期,美國研究者堅持認為,進入80年代,隨著蘇聯國力下降,蘇聯愿意改善同中國的關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1982年正式調整對外政策,包括逐步改善與蘇聯的關系。羅伯特•薩特指出,80年代初,美國政府“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和加強軍事準備”。美國的盟國如歐洲盟國和日本對蘇聯也“增加力量并采取堅決的立場”。同時,因國內領導人繼位、經濟難以維持和在波蘭等地關系緊張等問題,蘇聯國力開始下降。在這種不利于自己的背景下,蘇聯“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在此背景下”,中國領導人開始調整對美對蘇政策,如“越來越不受美國的支配”,“同時減少對蘇聯的敵對行為”。

2.對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形成的國內因素作了更系統的探討此時期,美國研究者依然認為,就中國國內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確立。其一是80年代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包括發展經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此,80年代初中國就選擇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趙全勝指出,80年代初,中國工作的重點開始由“革命”轉向“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建設”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所以,中國調整了其對外政策,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14]296。塞克斯頓等人指出,進入80年代,為了發展經濟,中國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并要同發達國家保持良好關系。為此,中國倡導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15]178。傅高義進一步指出,鄧小平在80年代愿意中國與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發展良好關系,包括與蘇聯逐步“恢復正常關系”,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從事現代化建設”;而“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16]389,304,360。郝雨凡則從新時期中國最注重發展經濟、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論述中國80年代確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指出,為了“盡快使中國更加富強,盡快趕上其他世界強國,實現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理想”,為了“最大限度地謀求經濟利益”,中國在80年代“幾乎同時與所有的國家改善關系,無論是過去的朋友還是敵人”[17]57。其二是80年代以后實施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可以增強中國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1982年開始確立新的對外政策。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1982年,中國正式決定放棄70年代聯美遏蘇戰略,拉開與美國的距離,也與蘇聯等大國保持距離,來為新時期中國外交上的主動贏得最大的空間[18]。此時期,美國的研究者還更深入分析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形成的中國因素。他們認為,中國在80年代初選擇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其中要與蘇聯逐步改善關系,此與當時中國希望蘇聯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支持中國統一有關。弗里曼指出,80年代初中國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包括要同蘇聯建立起正常關系,原因之一是,此時中國希望蘇聯堅持“臺灣主權屬于中國”、幫助中國實現統一。

總之,后冷戰時期,美國的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進行了更為全面系統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們的探討基本上合乎當時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國外深入研究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關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內容和特點

(一)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內容和特點的研究

1991年以前,美國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內容還是十分豐富的。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1.反對霸權主義,追求世界和平喬納森•波拉克指出,正如1982年中國領導人對來訪的第三世界國家首腦所說,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則之一是與第三世界國家取得一致,反對霸權主義,尋求長期的世界和平[2]466。羅德明指出,中國將“反對霸權主義”當作其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20]121。2.不依附于任何大國,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喬納森•波拉克指出,1982年后,中國“試圖同兩個超級大國拉開距離”。“中國不再淪為美國和蘇聯爭奪中的籌碼”。正如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黃華1982年8月下旬對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所說:“中國不會依附于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中國不會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不會打‘蘇聯牌’去對付美國,也決不允許任何人玩‘中國牌’。”這一立場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正式得到批準,并被奉為“神圣”準則[2]467。羅德明指出,中共十二大關于中國80年代外交戰略的闡釋“使人想起中國決心維護其自主性”。鄧小平在會上說道:“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20]1213.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羅德明指出,中國把二戰后第三世界的興起看成是那個時代的“主要事件”,認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組成部分”[20]121。貝斯•格林指出,中國在80年代主張“不斷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4]5。4.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系,而不論它們的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如何貝斯•格林指出:“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行動自由,同時又能進行現代化建設,北京與所有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系,而不論它們的社會或經濟的差異。”[4]5羅德明指出,中國領導人在中共十二大上宣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于中國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系”[20]121。5.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費正清指出,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認為中國的經濟只有從外國引進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才能進步,技術轉移成了一個重大目標。同外國公司簽訂合同,裝設新機器,開設新工廠、新生產線,修建旅館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時引進資金和技術[21]。此外,此時期美國研究者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總結了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特點。其一是中國對外政策開始變為主動。喬納森•波拉克指出,1981年,中國就有一種看法,亦即在同外部世界關系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中國應當增強其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1982年秋正式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后,北京感到,與美國的關系已經不再處處有危機,與莫斯科的接近有較大的余地。“同時,中國也希望將自己置于能夠抓住各種政治機遇的有利位置上”[2]462,468。其二是中國外交上雖然試圖同兩個超級大國拉開距離,但更加重視它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關系。喬納森•波拉克指出:“(80年代初)中國多次申明,中蘇關系的改善不會以犧牲同西方的關系為代價。中國在同美國、日本和西歐擴大經濟和技術聯系方面的利害至為巨大,以至中國不能冒著風險,去換取同蘇聯發展試探性的、問題依然成堆的關系,以博取政治成果。”[2]4691991年以前,美國研究者關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內容和特點的探討為其以后的繼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后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內容和特點的研究

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對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內容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具有更為豐富的內容。1.“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美國研究者仍然認為,80年代中國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行為。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一主張進行了強調。克里斯托夫•福特指出,70年代中期以后和80年代亦即鄧小平執政時期,中國不再用“修正主義者”來形容蘇聯,相反用“霸權”來形容“蘇聯的野心”。1972年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指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1978年中日雙方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包括類似的反霸主張,尤其是反對蘇聯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的行為[22]。趙全勝指出,80年代初,鄧小平將“反對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當成中國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14]296。劉國力指出:“鄧小平仍然強調‘反對霸權主義’,將此作為8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核心內容。”[23]172.“不結盟”美國研究者繼續分析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中的“不結盟”內容。史文指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中的不結盟原則“強調戰略影響和獨立行動”,從而使大國關系保持平衡[24]。簡三強指出,1982年以后中國“追求不結盟戰略和維護和平以塑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9]19。3.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美國研究者仍然認為,80年代中國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馬蒂指出,80年代中國堅持自己屬于第三世界,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當作第一世界,公開聲稱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5]。羅伯特•薩特指出,中國新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特征之一是“讓中國與發展中世界亦即第三世界的關系復活起來”,“此在70年代由于強調反蘇戰線而被忽視”[13]85。4.“擱置爭議”傅高義指出,80年代的中國對外主張,“領土爭議應當擱置一邊,讓更聰明的后人來和平地解決”;“不要對邊界問題過于激動,重要的是和其他國家總體上保持良好的關系”[16]713。5.“睦鄰友好”塞克斯頓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國尋求“與其所有鄰國建立和平與正常的關系”[15]185。弗里曼指出,為了有助于成功地發展經濟,80年代中國愿意得到鄰國的支持和好感[26]。6.“一國兩制”美國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中的“一國兩制”內容也繼續進行研究。王建偉指出,新時期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運用和平共處與互不干涉內政等外交原則來處理中國內部事務,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案,并主張以此來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27]。內爾森指出,如果“一國兩制”方案行得通,使得香港繼續保持繁榮,那么這有助于解決臺灣問題[28]。7.“對外開放”美國研究者堅持認為,“對外開放”是80年代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中的重要內容。傅高義指出,為了“使人民富裕和國家強大”,鄧小平1978年以后包括80年代愿意使中國廣開其大門,“從世界各國”那里學習它們的“科學、技術和管理制度以及新思想”,“而不管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如何”[16]2。郝雨凡指出,到了80年代,中國在對外政策上開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如“在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穩步增長的同時,中國開始恢復與蘇聯和東歐的貿易關系。到1989年蘇聯上升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17]59。8.“在國際事務中不要當頭”托尼•塞奇指出,80年代以后,中國主張,“在國際事務中不要當頭”,“要集中精力發展自己的經濟”[29]308。蘭普頓指出,80年代以后鄧小平提出中國對外“韜光養晦”,這使中國可以爭取更多的朋友,并有利于中國外交[30]。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不僅更廣泛深入地探討了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內容,而且在此基礎上較系統地總結了該政策的若干特點。

其一是中國對外政策開始能夠獨立和主動。簡三強指出,80年代中國在對外原則上主張“保持獨立性,自己掌握主動權”[9]113。其二是中國外交上不再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定親疏,而以國家利益作標準來處理國家關系。簡三強指出,中國80年代“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所有國家發展合作關系時采取實用態度”,“而不考慮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從而為國內建設“努力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9]4。其三是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與各國發展合作關系。傅高義指出,鄧小平新時期主張中國向“世界各國”開放;同時愿意努力使中國“與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發展良好關系”,包括與蘇聯逐步“恢復正常關系”,“以便這些國家愿意與中國共同發展”[16]389。其四是中國雖然同兩個超級大國都拉開距離,但更加重視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關系。托尼•塞奇指出,80年代及其以后,中國領導人在外交上“傾向美國”[29]308。蘭普頓指出,8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重點之一是要建立和改善與美國的關系,這是當時鄧小平全球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0]。以上種種表明,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內容和特點作了更為廣泛深入的探討,尤其是開始注意研究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中的一些新領域。

關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歷史作用

(一)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歷史作用的研究

1991年以前,美國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歷史作用作了一定的探討,認為此政策對新時期的中國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在國際上處于主動地位,既獨立于蘇美之外,但同時與這兩個超級大國發展了關系貝斯•格林指出,在80年代實施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后,中國一方面“與美國和蘇聯保持獨立”,但同時又與這兩個超級大國改善和發展了關系[4]6。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東亞國家建立或發展友好關系貝斯•格林指出,80年代“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后,中國既與蘇聯和東歐國家“恢復了有限的接觸”,又與美國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建立了“密切關系”;同時注意“維護其在第三世界心中的形象”,也“維護中國主權”[4]5-6。喬納森•波拉克指出:“至70年代末,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被排除在東亞之外的非正常現象終于走到了盡頭。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長期混亂局面在整體上延誤了這一過程,但在80年代初,這種影響很快便減退了,中國同絕大多數鄰國建立了外交關系。”[2]471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更加廣泛地參與地區和全球經濟合作喬納森•波拉克指出,自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后,中國開始具有“全球主義者”的取向,為中國極其廣泛地參與地區和全球經濟合作打開了大門。一段時期以來,中國對外國的貸款、投資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機會。總之,80年代初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組織出現了“近于完全的合作”,尤其是中國成為日本最主要的貿易伙伴[2]471。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的這些評價總體上來說是較公正和客觀的。

(二)后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歷史作用的研究

1992年以來,美國研究者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歷史作用作了更加廣泛深入的探析。他們認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對新時期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尤其是對外工作產生了許多積極作用。

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能夠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發展正常關系塞克斯頓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國不僅與資本主義美國發展“正常的關系”,而且從1982年起也開始努力與蘇聯關系正常化[15]185。趙全勝和劉國力指出,1982年實施“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國“繼續對它與美國的關系給予特別關注”。即使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風波”,但稍后中美關系“繼續向前發展”。同時,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國與蘇聯在1989年實現關系正常化”。蘇聯解體后,中國仍然與俄羅斯和獨聯體“發展密切關系”[10]118。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同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所有國家發展和平與正常的關系塞克斯頓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所有鄰國建立起了“和平與正常的關系”[15]185。金德芳指出,在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指導下,“中國不僅與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的外交關系獲得了改善,而且與蘇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與越南的外交關系也獲得了改善”[31]。傅高義指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80年代中國不僅“與鄰國保持和睦關系”,而且“改善了與每一個重要國家的關系”[16]714。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國內經濟迅速發展,并推動中國對外經貿發展和文化交流麥艾文指出,進入80年代以后,中國對外政策進行了調整,這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因為改革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目的就是要“努力確保中國的外部環境穩定”,從而促進中國國內“經濟發展”,“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正如鄧小平生前所說“發展才是硬道理”[8]15。郝雨凡指出,80年代實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后,“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來自世界銀行、日本政府、澳大利亞、西歐的多邊和雙邊援助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1982年中國開始從國際商業銀行借款。雖然6•4風波而一度有所下降,但中國借款的規模越來越大”。所有這些不僅給當時中國帶來資金,提供就業機會,而且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中國“各項涉外法規也得以建立和完善”[17]59。塞克斯頓等人也指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也促進了當時中國對外經貿發展和對外文化交流[15]178。4.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逐步實現國家的統一大業簡三強指出,由于奉行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所以80年代以后中國與英國、葡萄牙分別進行了談判,務實地處理了香港和澳門問題;另外,北京在與臺北的關系上也取得了一些進展[9]220。5.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國國際聲譽不斷提升,國際影響不斷擴大塞繆爾指出,80年代以后中國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要“樹立中國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中的大國地位”[32]364。的確,此后中國外交上也“一直在設法擴大其國際影響”,“提高其國際聲譽”。

總之,80年代以后中國對外政策有助于“中國不斷地顯露出其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32]378。6.對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以及目前中國外交仍然具有影響戴維•蘭普頓指出,鄧小平制定并被1982年中共十二大闡述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路線”被以后“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國領導層”所“奉行”[33]。劉國力指出,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國“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3]12。傅高義指出,鄧小平時代中國對外政策中的許多內容,如“與鄰國保持和睦關系”、“改善中國與每一個重要國家的關系”、“不稱霸”、“絕不當頭”、“不應插手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有所作為”,等等,這些對鄧小平以后的中國外交仍然有一定的影響。目前中國“變得強大”,但對外“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的關系”。

此外,美國研究者認為,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對80年代以來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合作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劉國力指出,自80年代奉行這一對外政策以來,“中國積極地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經濟合作”;“中國愿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建立一個新型的和平、穩定、公正和合理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作不懈的努力”[23]13。顯然,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歷史作用作了更為全面深入的考察。

結語

總之,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包括其成因、內容和特點及其歷史作用均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包括其成因、內容和特點及其歷史作用作了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如除了仍然堅持冷戰時期一系列正確的觀點之外,還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并探討了一些新領域,從而使得美國在這一課題的研究方面出現了一些新進展。

自然,無論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在這一課題的研究過程中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其中最明顯的有以下兩點。(1)有些美國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不大準確乃至錯誤的觀點。如有研究者說,到了1981年,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拋棄了此前毛澤東所制定的聯美遏蘇政策;鄧小平轉而“尋求一個獨立自主的政策”,“其中包括與蘇聯建立正常關系”[19]92;或者說,到了1981年,北京朝著“越來越不受美國支配、同時減少對蘇聯敵對”這樣的方向發展[13]85。其實,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1年仍然主張“聯美遏蘇”。如,這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和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時明確說道:“我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系不但不要停滯,而且要發展。”[34]378同年9月19日在華北某地檢閱軍事演習部隊時又說道:“蘇聯霸權主義加速推進全球戰略部署,嚴重地威脅著世界的和平和我國的安全。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34]395“同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南北峰會上,趙紫陽總理對里根總統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努力合作以對抗蘇聯,但臺灣問題仍是這一合作的障礙”[16]484。這些材料表明,鄧小平在1981年并未拋棄毛澤東生前所制定的聯美遏蘇政策。如前所述,鄧小平到了1982年9月才正式拋棄以前的聯美遏蘇戰略,轉而實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再如美國有研究者認為,80年代中國仍然在聯合美國共同對蘇聯進行斗爭[35]。其實,這一時期,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雖然具有傾向性,亦即傾向于增強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關系,但不再聯合一個超級大國去反對另一個超級大國。顯然,美國研究者的上述觀點不大正確。

(2)美國研究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還不全面和深入。如獨立自主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重要原則。即使中國建國初“倒向了社會主義一邊”,與蘇聯結成了緊密的同盟,但中國共產黨人仍然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捍衛著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當然,1982年以后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與此前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獨立自主原則在內容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因為前者主張不同任何大國結盟,對于國際事務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立場。但無論如何,80年代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是對此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原則的繼承和發展。而美國研究者在分析80年代中國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時對此有所忽略。再如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堅持正確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亦即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建立和發展新型的黨際關系,以此來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但美國研究者也始終對此有所忽略。此外,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對80年代以來亞洲地區甚至全世界的和平穩定、合作和發展均產生了明顯的積極影響。但美國研究者對這方面的研究卻相當薄弱。總之,美國研究者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成因、內容和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當然,他們首先必須克服種種困難去充分收集有關的資料尤其是相關的檔案材料。

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但冷戰時期尤其是后冷戰時期美國研究者畢竟對中國80年代獨立自主對外政策作了更廣泛更深入的分析,不僅加深了國際上對新時期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對當今中國學者深入研究這一課題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文作者：陶季邑 單位：廣東廣州暨南大學 社會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