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萊文把實踐理解為黑格爾的主觀性的活動，認為“實踐不僅是證明假設的方法或確定研究題目的工具，實踐應該是人本身，客觀世界只不過是人實踐的產物”[6]337，而恩格斯“由于沒有黑格爾的對象化的概念，沒有黑格爾的作為主觀成分包括在辯證法中的東西，恩格斯從來沒有獲得‘實踐’的觀念。恩格斯從來不理解人的活動與世界相互滲透，人的實踐為了按人的本質改變世界與世界融合在一起。他沒有實踐的觀念，因為他沒有對象化和否定的觀念”[7]。西方學者對恩格斯的實踐觀點的批評大致有三種：其一，批評恩格斯將工業和實驗歸為實踐，其二，批評恩格斯的實踐觀點是忽視人的主觀作用的機械論；其三，否認恩格斯有實踐的觀點。對恩格斯的實踐觀點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只承認實踐是一種主觀活動，“不以作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勞動為基礎”，忽視對實踐的物質前提和客觀基礎的探討，是一種過度夸張實踐概念的做法，會“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直觀之中”[5]12，造成對恩格斯的實踐觀點的誤解。盧卡奇對此做出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對恩格斯的實踐觀點存在誤解，“認為‘實驗是純粹的直觀’，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自己的說明就駁斥了這一點。因為創造一種環境，使自然力能夠在觀察下‘純粹地’，即沒有外來干擾和主體觀察錯誤的影響下發揮作用，這一點完全與勞動的情況相同，勞動同樣意味著創造一種有目的的系統，當然是一種特殊的系統。所以，在本質上實驗是純粹的實踐。否認工業是一種實踐，認為它‘在辯證的和歷史的意義上，僅僅是社會的自然規律的客體，而不是其主體’，同樣是錯誤的。包含在這句話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僅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總體。但是它與這樣一個事實并不矛盾：在工業生產中，每一單個的活動不僅代表著一種有目的的勞動行為的綜合，而且它本身就是這種綜合中的一種有目的的，即實踐的行為”[5]14。盧卡奇的自我批評承認了自己對實踐的闡釋具有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傾向，“這意味著，從哲學上解決諸如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這種絕對性問題的前景，從一開始就落空了”[5]15。實踐有生產勞動、科學實驗和工業多種形式，恩格斯的實踐觀點強調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物質活動，是主體活動和客體運動的統一，表明主體連同他的活動既受自然制約也受社會制約，既改造自然也改造社會?；趯嵺`觀點，恩格斯合理回答了人的產生、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

實踐在恩格斯的自然觀中的基礎地位

恩格斯在實踐的基礎上揭示了人類起源和自然向人類社會過渡的辯證過程。人類起源問題長期以來是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中世紀的宗教神學自然觀主張“上帝造人說”。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沉重地打擊了“上帝造人說”。達爾文系統地考察了人類形成方面的自然史，論證了人類并非從來就有，也非上帝所造，而是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從高等動物即類人猿進化而來。恩格斯說：“我現在正在讀達爾文的著作，寫得簡直好極了。目的論過去有一個方面還沒有被駁倒，而現在被駁倒了。此外，至今還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證明自然界的歷史發展的嘗試，而且還做得這樣成功。”[8]但是達爾文并沒有揭示由猿到人、自然到人類社會的飛躍機制，也就不能科學地解決人、人類社會的形成問題。恩格斯基于實踐的觀點詳細論述了這一轉變過程，揭示了從猿到人、從自然到社會的轉變的基礎和機制。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種群居的動物，人，一切動物中最愛群居的動物，顯然不可能來源于某種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3]553從高等動物即類人猿進化到人，首先是由于勞動使猿類的不發達的手逐漸變成了人手，使人有了能夠從事勞動的專門器官。“手的專業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著人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3]421在生產中，因勞動的發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提出了交流信息的需要，由此逐步形成了語言。“首先是勞動，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3]554。隨著腦的發育，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育起來，“腦和為它服務的感官、越來越清楚的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發展，又反作用于勞動和語言，為這二者的進一步發展不斷提供新的推動力”[3]554。這種進一步的發展使人同類人猿最終分離了，并出現了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特征在我們看來又是什么呢？是勞動。”[3]555人及人類社會是在實踐中形成的，要了解人和人類社會，首先必須了解人類實踐的本質。恩格斯在實踐的基礎上揭示了人同動物的本質區別。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2]519這為全面揭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提供了條件。恩格斯結合古生物學的研究進展，認為人是動物的一種，也是由分化產生的，“從最初的動物中，主要由于進一步的分化而發展出了動物的無數的綱、目、科、屬、種，最后發展出神經系統獲得最充分發展的那種形態，即脊椎動物的形態，而在這些脊椎動物中，最后又發展出這樣一種脊椎動物，在它身上自然界獲得了自我意識，這就是人”[3]420。從動物到人“經過多少萬年的努力，手腳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終于確定下來，于是人和猿區別開來，于是奠定了分音節的語言的發展和人腦的巨大發展的基礎，這種發展使人和猿之間的鴻溝從此不可逾越了”[3]421。這意味著人有了專門從事生產活動的器官，有了與動物不同的活動方式并產生了與動物不同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濕，要有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離開動物越來越遠了”[3]557。“人離開動物越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越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3]558不過，動物也能通過它們的軀體采取有計劃的、經過事先考慮的行動方式進行生產，但只是簡單地利用外部自然界，“它們的生產對周圍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夠做到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遷移動植物，而且也改變了他們的居住地的面貌、氣候，甚至還改變了動植物本身，以致他們活動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滅亡一起消失”[3]421。在恩格斯看來，人同動物的本質區別更多地體現在他們與自然的不同關系上，即人的生產同動物的生產的區別。恩格斯比較了人同動物的生產、人同動物與自然的關系，認為“動物的正常生存條件，是在它們當時所生活和所適應的環境中現成具有的；而人一旦從狹義的動物中分化出來，其正常生存條件卻從來就不是現成具有的，這種條件只是由以后的歷史的發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夠掙脫純粹動物狀態的動物———他的正常狀態是一種同他的意識相適應的狀態，是需要他自己來創造的狀態”[3]408。恩格斯指出，動物的生產不存在超越自然所規定的物種的活動，要了解動物只須了解它的物種；人盡管同動物一樣都是自然界的產物，但人的生產來自自然又超越自然，從支配自然的目的出發改造自然、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3]560。“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3]559恩格斯在實踐的基礎上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恩格斯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能通過實踐使自然界為人的目的服務，但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對自然界進行統治，否則會遭受自然的報復。“生命是整個自然界的一個結果”[3]469，人作為生命的最高級形式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結果。意識作為人腦的機能，也是自然界的產物，“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從人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結果來看，自然界對于人來說具有優先地位，但人要生存生活，必須實踐。自然界作為實踐的對象是在實踐之前出現的、不依賴于人和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是實踐的首要的物質前提。人在這個基礎上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斷地改變著外部世界的自然形態，并給它們打上人類活動的烙印、以新的面貌重新產生出來，日益“人化”。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界是人類實踐的前提、對象和結果，是人類實踐活動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暫時性環節。隨著實踐的發展，人化自然界會進一步人化，人也日益依賴自然界，但這不能消除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使自然界成為人的附屬物。人及其實踐必須遵從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否則大自然就會對人類的盲目實踐進行“報復”，使某些“人化自然”毀滅。人們實踐得越多，越會發現人與自然的一致性，認識到“既不存在與社會歷史相分離的自然，也不存在與自然相分離的社會歷史”[9]“，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的干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并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后果。而這種事情發生得越多，人們就越是不僅再次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體性，那種關于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這種觀點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現在歐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發展”[3]560。這說明自然界的人化并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而是一個雙向的持續和往復發展的過程，其根本趨勢是人類與自然界不斷走向更高的統一與和諧。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單靠認識是不夠的，必須變革生產方式，而這只有在人的積極主動的實踐中達成共產主義，“人們才能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才能自覺地去支配和調節生產活動所引起的較遠的社會影響，也只有到那時，人類才能最終地不僅在物種關系方面，而且也在社會關系方面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