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歷程

（一）創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代中期）

1959年1月《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規定了黨政檔案統一管理的必要性和檔案機構的隸屬關系。1962年12月全國檔案工作會議召開，對檔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及正確認識檔案工作的作用和特點等規律性的認識，指出了充分利用檔案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等觀點。此后，中國檔案工作的發展有了物質、政治、環境等各方面的保障，客觀上使檔案服務社會化的腳步悄然邁開，直到文革的爆發。

（二）停滯與倒退時期（60年代后期——70年代中期）

文革期間，全盤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種檔案工作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巨大成就，中央和地方各級檔案機構陷入癱瘓，很多檔案被搶劫、燒毀，檔案管理陷入混亂。這個時期全中國的檔案事業都處在停滯與倒退時期，許多檔案遭破壞，檔案人員被迫害，檔案機構被撤銷，連基本的檔案日常工作都無法正常開展，更不用說任何形式的檔案利用與服務了，建國后成長中的檔案服務社會化的幼苗被硬生生地扼殺了。

（三）復蘇與全面發展時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范圍內普遍開展了檔案的恢復工作，檔案的服務范圍也逐步推廣到全社會，使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發展呈現大踏步前進的趨勢。1979年全國檔案工作會議召開，時任檔案局局長張中作了《加速檔案工作的恢復與整頓、積極開展檔案的利用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報告，積極恢復與整頓檔案工作，使檔案局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恢復，開始了檔案事業的復蘇工作。1980年《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是我國檔案館事業發展的新開端，也是我國檔案利用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變革，促進了檔案館由封閉、半封閉型機構向開放型機構轉變，擴展了檔案利用領域，使檔案館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文化事業機構，便于國內外學者系統與大量利用檔案。1983年，國家檔案局頒發《檔案館工作通則》。《通則》第十八條規定:檔案館應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并根據黨和國家有關規定開放歷史檔案。進一步突出了檔案館科學文化事業機構的性質及永久保存檔案的基地和各方面利用檔案史料的中心。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頒布的各項檔案工作決議，對現當代中國檔案事業的發展具有關鍵性、決定性的意義，是對檔案服務工作的撥亂反正，檔案事業重新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檔案服務社會化也迎來了重新的發展與繁榮的春天。

（四）繁榮與蓬勃發展時期（80年代中后期——現在）

1985年，全國檔案工作領導體制調整，使國家檔案局由黨中央領導改歸國務院領導，各級檔案館除中央檔案館外均歸各級檔案局管理。這次檔案工作領導體制的調整，對我國檔案事業突破瓶頸、進一步發展產生了難以估計的促進作用，為檔案館更好地進行各項業務工作、更好地開放檔案做了良好的鋪墊。1987年通過并于1988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及1990年10月24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使我國檔案事業走上了“以法治檔”的路子，從此，檔案各項業務工作都有法可依，也使得廣大人民利用檔案的權利得以保障。1996年7月，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決定。2004年《關于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見》、2005年國家檔案局《關于加強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工作的意見》、2007年12月國家檔案局《關于加強民生檔案工作的意見》、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10年6月國家檔案局發布的《數字檔案館建設指南》等[2]，國家各項行政規章的頒布都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深入發展。

從歷程看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特征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特征是：起步較晚、發展歷程短、發展起伏較大但發展速度很快。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封建社會有2000多年的統治史，這就決定了要在中國實現檔案服務社會化的艱難性。民眾的檔案意識普遍不高，檔案服務社會化在近現代以前缺乏生長的土壤，直到20世紀后期，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整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當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便開始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逐漸提升，文化程度不斷提高，檔案意識慢慢覺醒，國家開始重視檔案工作，并意識到檔案可以通過開放利用為整個社會發展服務。此時民眾的自我信息需求意識也愈發強烈，逐漸孕育檔案服務社會化的思想。相較于外國同期檔案事業的發展而言，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較大，尤其文革期間，檔案事業出現停滯與倒退現象。文革前后，檔案服務社會化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發展景象，文革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步調已經大跨步向前。但是，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這跟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及整個社會文化程度、檔案意識等是分不開的，當然也存在很多檔案制度方面的問題，需要在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完善。總之，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之路應該努力朝著穩步健康平穩的方向發展，不能一味追求國外那些脫離我國國情的先進檔案理念，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繁榮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應更注重其可持續發展。

由中國檔案服務社會化歷程引發的思考

（一）將“檔案服務社會化”法律化、制度化，并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

“檔案服務社會化”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一系列法律與制度的完善，我國新《檔案法》的呼之欲出也正是檔案法律自身調整的很好表現。歷史上任何檔案工作的改革都是在檔案法律頒布的基礎上實行的，如：我國《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議》。另一方面，在完善“檔案服務社會化”的相關法律時，還必須要注意法律和制度的可執行性，具體表現在法律條文的細化程度和具體性，盡量減少抽象的和模糊的條款。此外，由于“檔案服務社會化”是面向全社會成員的，社會大眾往往處于利用檔案的劣勢地位，而檔案機構則往往擁有是否開放相關檔案的決定權，這必然影響“檔案服務社會化”的實施程度，因此，完善的監督機制的建立也是十分必要的。總之，我國“檔案服務社會化”的實施，只有在依法治檔的管理機制和以人為本的開放理念下才能夠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