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四學 劉仲林 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西周末年，中國逐漸分裂為多個諸侯自治的國家，社會進入到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化也迎來了百家爭鳴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農家。法家作為推崇改革的君主們利益的代表，主張對宗法奴隸制度進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韓非、李斯。他們作為改革的設計者和推行者，大力實施社會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包括廢除井田制，實行名田制；廢除貴族制，建立官僚制；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廢除貴族等級分權制，建立君主專制集權制；用法治代替禮治，對禮樂制度進行了大膽改革。儒家作為國人階層利益的代表，主張重視民生、重視人道，重視道德價值的作用。他們提出了“天地之性人為貴”和道德至上的價值觀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如孔子講“仁”學，孟子主張施行“仁政”，墨子主張“兼愛”。儒家、道家、農家在其著作中還具有反對剝削、壓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對未來社會發展，儒、墨、道、農提出了追求“大同”社會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會、孟子的“王道”、莊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國寡民”等。“從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是禮樂文化的分化與整合時期，顯出了從整合到分化(禮崩樂壞，文質分裂)再到整合的全體過程。”①在這場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文化斗爭中，最終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勝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輕儒，重集權輕民生，最終導致秦朝的滅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頂峰開始走向衰落。漢唐以來，社會逐步進入繁榮穩定時期，儒家文化逐漸取得統治地位，從此奠定了中國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競爭、并存的局面，中國文化“由于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體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漢時期后，至鴉片戰爭前，沒有發生質的變化。”②

中國文化的第三次歷史變遷發生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近現代。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對中國實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問題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亂。面對此情景，頑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絕向西方學習，一些先進人物的革命呼聲得不到社會的響應，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后，中國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志著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五四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識分子推廣到全國群眾，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為一種風氣，西方各種新思想陸續傳入中國，其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的思想文化帶來巨大影響。至此，在中國就有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國文化格局發生變化的實質是以儒家為主導的封建的中國傳統文化轉變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新文化經歷了舊文化系統的摧毀和新文化系統的構建兩個階段。

近代新文化理論建設及其歷史局限

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社會動蕩變化的80年。中國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受到西方的全面沖擊，傳統思想文化被質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斷涌現，整個社會出現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不斷交織、沖突的局面，中國舊文化系統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一方面，中國文化面臨著反帝反封建的壓迫，爭取獨立、民主、富強成為其歷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學與民主成為時發表展要求。從戊戌維新運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西文化沖突在規模、范圍和影響程度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文化傾向上主要出現以下四種觀點：一是以梁漱溟、張君厲為代表所主張的“東方文化”論；二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三是以陳立夫、陶希圣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論；四是由中國共產黨及魯迅提出的“民族的大眾的革命的文化”。這四種觀點在中國文化發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中國文化在不斷的論爭中摸索前進，直到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標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在文化問題上的最大貢獻是明確了1840年以來的新文化的社會性質，即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文化主張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從1940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沿著中國共產黨指引的方向，中國人民在整理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創造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從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間，由于教條主義的干擾和破壞，我們不僅未能在文化建設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新民主主義論》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設上人們又陷入歷史的迷茫，重蹈歷史的覆轍，開始了最新一輪的文化論爭。這里僅列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儒學復興論”認為，儒家學說在歷史上經歷了從先秦到西漢和宋元明清兩個時期后，從70年代末開始至今進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國內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復觀、馮友蘭等，海外學者陳榮捷、余英時、杜維明、成中英。他們認為，隨著東亞地區經濟的崛起，儒家精神與現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將儒學倫理色彩與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有機結合起來。為此，必須反省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極端傾向，重新估價中國的文化傳統，發揚作為文化認同的那些有價值的思想，同時清除封建遺毒，以求得儒學的復興。對于“儒學復興論”，張岱年先生認為，“隨著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為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躍在世界的文化舞臺上。但是，儒家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④“全盤西化論”是80年代文化論壇上的一種文化主張。該觀點認為，應當全方位引進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學、經濟等學說和制度。他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完全照搬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完善的司法體系等。這種主張完全照搬的思想與胡適的“全盤西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視文化的民族性問題，拋棄中國固有文化傳承，一股腦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盤西化論”與“儒學復興論”一樣，是文化思想爭鳴中的一種觀點，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發展的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