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峰 鄒立君 單位：南京理工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南京大學法學院

就當下廣受法學界關注的能動司法而言，如果我們在對其進行分析時僅僅固守某一種理論立場，那么從形式邏輯上看，我們的認識就將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會產生歧義性問題。但是，從公共政策學上看，這些歧義性問題的出現又是符合政治邏輯的，因為司法政策的政治屬性決定了其歧義性問題的存在。這里筆者試以學者們關于能動司法在當下我國提出的背景或政策成因之分析為例來解釋其中的復雜問題。以蘇力教授的論述為例。他指出，能動司法“既針對了中國社會的某些問題，也針對了只有從社會角度才能看出的司法的某些問題。就前者而言，它針對的是近年來中國社會糾紛劇增、涉法和涉訴上訪人數上升以及案件執行難等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容易讓人感覺司法未能充分實現社會對它的期待，也沒實現司法改革曾經對社會的允諾。執政黨要求法院積極運用各種糾紛解決方法來實現司法的政治和社會職能……就司法制度的改革而言，自１９９０年代以來，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導向是職業化和專業化，突出審判和審判方式改革，強調法官消極和中立，律師扮演積極角色，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留下了許多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這種司法模式在許多地方，特別是農村基層社會，缺乏適用性和有效性，在宏觀層面需要適度調整”。③從蘇力教授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能動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最高人民法院為了解決我國目前司法中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的應對之策。再以顧培東教授的論述為例。他指出：“我在學生的協助下，對其時所能收集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種文獻（包括司法解釋、司法意見、工作部署、領導講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所公布的案例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以此為基礎，集中對一些問題進行了思考。這一過程留給我的強烈印象或結論是：中國司法所依循的是一條能動主義的發展主線。雖然其時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種文獻中并未直接使用‘司法能動’或‘司法能動主義’這樣的語詞，但通過司法理念、司法政策、司法解釋乃至司法判例等，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向社會明確地昭示了其追求能動主義的愿望與情懷。以適應中國國情、因應時代變化、回應社會需求以及響應執政黨政治倡導為主旨的司法取向，所體現的正是司法能動主義的一般性狀與特質”。④從顧培東教授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能動司法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僅僅為了解決我國目前司法中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的應對之策，而早已是最高人民法院未曾言明但確實踐行著的司法理念。

綜合兩位學者對我國實行能動司法原因或背景的解讀，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出一系列能動司法的歧義性問題。具而言之有三：（１）按照蘇力教授的觀點，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動司法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是我國社會中涉法和涉訴上訪人數增加等現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司法目前面臨著解決糾紛的無效性甚至權威的危機性問題。對此，能動司法又能夠發揮何種功用呢？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理解：既然老百姓熱衷于尋求政治的或者行政的糾紛解決機制而不相信法律的或者司法的糾紛解決機制，那么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增強法院的政治功能，使其能夠具備信訪所具有的政治功效。這里隱含的歧義是為了重新樹立司法的權威、解決司法的政治依賴性問題，我們需要使司法的糾紛解決機制更徹底地被政治化。（２）根據顧培東教授的觀點，能動司法早已是最高人民法院所踐行著的司法理念，但他并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做法實行的切實效果如何或者說有哪些可喜的苗頭顯示出該做法已見成效，而是僅限于描述事實。這里隱含的歧義，更準確地說爭議是，我國實行能動司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進一步論證，而非僅一般性地論述我國需要能動司法的現實理由就可以取代。（３）蘇力教授認為能動司法雖然不一定能夠非常充分地解決當下我國司法所面臨的問題，但它還是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亦即能動司法雖然算不上一劑“靈丹妙藥”，但也還算是一劑“良藥”。然而，根據顧培東教授的看法，能動司法在近幾年來就一直是最高人民法院所積極踐行的司法理念。這里隱含的歧義是既然能動司法已經存在了這么長時間，而我國司法所面臨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那么我們如何能夠為了破解難題而全力仰仗能動司法呢？筆者認為，能動司法的歧義性問題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是因為這里的分析都是在一種視界下進行的。

由前述可知，司法作為現代生活的基礎之一，其許多關系都同時存在著對立性和共生性，能動司法亦是如此。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某一種理由或者某一種觀察結果就斷定其成因或解釋其他問題，從而在根本上忽視能動司法作為理性分析的思想范疇本身就產生著歧義性、就固有復雜的政治邏輯甚至是政法傳統。結合學者們有關能動司法目標定位的具體論述，在下文中，筆者將分別從三個相互關聯但又不同的方面來展開對能動司法歧義性問題的分析：一是辨析政策主張者提出能動司法時所寄望于達到的目標問題，二是剖析能動司法所致力于實現的基本價值問題，三是分析能動的司法現實可行性問題。

能動司法的目標交錯：專業化或混合職能的司法權屬之分辨

關于政策主張者在提出能動司法時所寄望于達到的目標，最高人民法院王勝俊院長指出：“人民法院能動司法就是要發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⑤這意味著“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所謂能動司法，大致是指，法官不應僅僅消極被動地坐堂辦案，不顧后果地刻板適用法律；在尚處于形成進程中的中國司法制度限制內，法官可以并應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智慧，通過審判以及司法主導的各種替代糾紛解決方法，有效解決社會各種復雜的糾紛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結事了’，實現司法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⑥據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能動司法決不意味著法官可以忽略或者置憲法、法律等基本的司法依據于不顧，而是在依法司法這一大前提下，進一步發揮法官的能動性、積極性和主動性，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這樣，能動司法就突出了司法的工具價值，并進一步擴張了其功能，即在原來為人民服務、為當事人服務的功能之基礎上，增加了為全局服務的功能。在筆者看來，這種看似簡單的功能遞增實則隱含著對不同司法觀的認可，或者說凸顯了相互共生的關于司法權不同性質的認識等。因此，要揭示能動司法的目標，我們需要立足于某些理論認識框架進行分析，而不能止步于一般性的政治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