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郝云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經濟哲學系

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的論述，他認為:“財富的獨立的物質形式趨于消滅，財富不過表現為人的活動。凡不是人的活動的結果，不是勞動的結果的東西，都是自然，而作為自然，就不是社會的財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第473頁)二是從財富追求的目的看，財富的目的不能偏離人的目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湯普遜把財富直接與人的幸福聯系起來。他說:“生產財富的唯一理由終歸是因為它能增加謀求幸福的手段。”(湯普遜，第41頁)可見，人的尺度的強調可以幫助矯正單一的物的尺度，使財富真正成為謀取幸福的手段。三是從財富的價值實現途徑看，財富的價值體現在人們之間通過物的交換，從交換價值中實現財富的價值。早在古希臘時期，色諾芬就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定義財富:“一只笛子對于不會使用的人而言，賣出去才是財富。”(色諾芬，第3頁)這表明，財富通過交換把財富與主體、主體與主體結合起來，并在對主體的意義中得到確認。四是從財富的增長角度看，財富的增長不僅是自然的過程，也是價值實現的過程。如今，財富的增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不斷加深，對財富的審視尤其不能無視財富和人的關系，關注財富的主體性、關心人的利益實現成為必然的趨勢。其次，從財富的貨幣價值的追求向人的生存倫理目標的追求過渡。

物的尺度的顯性標準在于對財富貨幣價值的度量。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都能以某種定量的貨幣價值來度量，如土地、房屋、黃金、石油、糧食、債券、股票等等。財富的創造受內在價值增值的驅動，通過最大化的經濟杠桿，使財富價值創造的功能發揮到極致。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的生存倫理目標追求相一致。盡管不同時期財富的價值尺度相異，但它們都代表著每一時期人們對財富的期待和生存倫理目標的統一性的訴求。農耕時代的財富是以耕地、谷物以及養殖品等形式出現的，其財富的增長樣式表現為對地理環境的高度依賴。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此時的經濟發展處于不均衡狀態。因此，大凡土壤肥沃、交通發達的地區人口密集，財富聚集較多。人們的需求和生存倫理目標也受這些條件的限制。工業時代的財富借助于先進技術的發明創造，表現為多樣化的工業品等以及貨幣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加使人們的需求得到了較大的滿足。后工業時代，隨著計算機信息產業、網絡技術、金融產品、知識經濟的出現，財富的價值形態出現了較大變化。知識產權、商品專利技術、票據、有價證券等形式的出現尤其是金融業的發展，使財富的形態具有不確定性特征，財富的形態更趨虛擬化，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財富的追求和發展態勢看，人類追求財富的步伐正不斷加快。

在各個時期財富的推進中，經濟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經濟學使財富的追求建立在理性、科學的基礎上。財富的價值創造功能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滿足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而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及生存目標的需要又成為財富創造的“動力因”。再次，從財富的經濟合理性向倫理的價值合理性過渡。財富的經濟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增長合于效率，倫理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合德性。只有建立在二者統一的基礎上，財富才具備真正的合理性。從效率角度看，以何種經濟手段來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其重點。財富增長的經濟理論有多種樣式，如勞動生產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勞動生產理論認為，要促進財富的增長，就要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增加財富增長的量。在貨幣經濟中，生產即所得，因此，可借助于生產力的提高使生活改進。因之，追求生產力的提高成為財富不斷增長的動力與目標。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經濟史的演進與制度變遷相聯系，充分認識到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從倫理的角度看，重點在于財富創造的正當性、財富分配的公正性以及財富獲取的合理性等。正如韋伯所說:“確實，一種企業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搏得上帝的青睞，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標準，換句話說，必須根據它為社會所提供的財富的多寡來衡量。”(韋伯，第93頁)

“他屬倫理”: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倫理學的“他屬”要求重在對財富私向化傾向的限定及對其社會化傾向的張揚。財富的追求時常面臨兩種價值選擇的難題，表現為利己傾向與利他原則的矛盾。經濟學觀念與倫理學觀念的差異往往存在于經濟理性的利己傾向與倫理理性的利他原則的對立中。財富的“他屬倫理”表明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種過渡。首先，“自利說”的困境促使財富觀念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在財富的倫理觀念上，近代西方的“自利說”一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存在著對利己主義財富觀的單向度的張揚。然而，現實的選擇告訴人們，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不可回避，主張“人性自利說”者也試圖尋求解決之策。如霍布斯從利己主義出發提出了“自然法”理論的國家政治學說，以契約的形式來調整利己與利他的關系;斯賓諾莎的理性利己主義則賦予理性以調節的功能，用以調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經濟學家們也不可回避個人財富與公共財富的關系問題。如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約翰•穆勒的“利益合成說”、馬歇爾的“利益均衡論”，都是對財富分配機制的有益探索;制度經濟學派則用道德、法律、經濟手段(康芒斯)、意識形態(諾斯)、團隊(德姆塞茨)、交易成本(科斯)及產權等約束條件，來控制人的利己或搭便車行為。

以上諸種觀點都認為要有協調和保障機制來解決利己與利他的矛盾，既使個人財富得到應有保障，同時也在客觀上增進社會財富。其次，社會財富增長的實現促使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是辯證的關系:如果單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獲取個人財富，而不去推動社會財富的增進，則既不能使社會財富增長，也會阻礙個人財富的獲得。經濟學家阿羅對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提出了質疑，他在關于社會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提出“不可能定理”，認為無數個人偏好不可能集結形成共同的偏好，因而凝結著共同偏好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存在。這實質上否定了亞當•斯密的追求個人財富自動促進社會財富的判斷。而阿羅推論的前提則是假定人的行為選擇是利己的，追求個人財富的最大化。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許多觀點證明二者不能簡單劃等號，如“囚徒困境”就說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不一致的，說明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追求自利的最大化不一定會導致集體最優均衡。而倫理學的“他屬”原則有助于解決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矛盾問題。在倫理學說史上，許多倫理學家在對個別財富肯定的同時，對公共利益和社會財富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以休謨等人為代表的情感主義認為，人類具有無私的仁慈之心，具有促進人類幸福和社會公益的普遍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