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莉 唐安平 余金鳴 單位：新疆精神衛生中心 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

1一般資料的比較見表3。由表3可見,后10年組少數民族患兒住院及治療有效比例顯著高于前10年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676,6.532;P<0.05);兩組入院年齡、首發年齡、住院天數、總病程及性別構成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前6位疾病診斷的比較由表4可見,癲癇診斷居多;心境障礙及癔癥診斷例數在后10年有所增加,而精神分裂癥診斷例數有所下降;精神發育遲滯及應激障礙診斷例數近20年變化不大。

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估計,在發達國家及少數發展中國家,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患病率已高達12%~29%[2]。本研究顯示,后10年組收治人數約是前10年組的5倍。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①新疆兒童精神障礙患病人數可能有增多趨勢;②家長對精神疾病認識能力提高,能及時治療。本研究結果也提示,西部兒童精神問題日益突出,應給予重視。本研究發現,以2003年為界,之前收治患兒人數較少,逐年緩慢增加,之后明顯增加并漸趨于穩定。這與本院在2003年及2009年曾2次開設兒童科室,并對兒童精神衛生知識進行宣傳有關。國內多數對兒童精神障礙的研究樣本年齡大于本研究,而本研究結果與劉漪等研究[3]表明,90年代住院患兒人數呈增長趨勢和2000年后住院患兒人數基本穩定的趨勢[4]大體相同。提示不應忽視對年幼精神障礙患兒的防治工作。

本研究發現,隨年齡增長患病人數增加,與國內有關調查一致[3]。本研究顯示,男性住院患兒多于女性,與多數研究[4-5]結果相同。而本研究男性患兒所占比例(60.2%)高于有關報道的55.5%[4]和52.27%[5]。樣本年齡不同可能是差異的原因,本研究結果提示,男性患兒比女性可能更易患精神疾病,不同年齡段男女易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不同。2003年有研究指出,西藏少數民族患者的就治率較低[6]。新疆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2000年有調查顯示,新疆少數民族受治率低[7]。本研究顯示,后10年組少數民族住院比例顯著增加(χ2=4.676,P<0.05)。分析原因可能與近年來國家對少數民族精神衛生工作的重視并對少數民族就醫提供資助及少數民族經濟文化水平不斷提高有關。

本研究顯示,后10年組住院患兒治療有效比例(77.7%)較前10年組顯著提高(χ2=6.532,P<0.05)。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①隨著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發展以及到北京、上海等專業技術水平領先地區學習,本院醫生對兒童精神障礙診治水平不斷提高;②隨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及20世紀90年代新型抗精神病藥、抗抑郁藥、情緒穩定劑等的開發和推出[8],患兒家長有經濟能力承受價格較高但療效較好、副作用小的藥物治療疾病,使疾病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見兒童精神障礙的預后是比較理想的,有積極的治療意義[4]。

本調查結果顯示,癲癇診斷居多,心境障礙診斷比例有上升趨勢,與多數研究者調查結果以精神分裂癥診斷居首位[3-5]不同,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①癲癇病人常見各種精神、行為問題,家人最先想到去精神科就診。既往研究報道精神科就診患者中10%~20%是癲癇患者[9];②樣本年齡不同也是造成差異的原因:兒童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在12歲之后逐漸增加,而癲癇發病高峰年齡在5歲以前[7],有學者指出癲癇所致精神障礙≤10歲起病占21.95%,遠高于精神分裂癥和情感性精神病[10];③隨著近年對兒童心境障礙認識的提高,本院對兒童心境障礙診斷水平有所提高。早期國外學者Wozni-ak發現,262名12歲以下精神科門診患兒中16%為雙相障礙患兒[11],近10%的病例在12歲以前就已發病[12],提示12歲以下心境障礙患兒并不少見。本研究結果顯示,近20年癔癥診斷率為10.57%,高于1958-1989年南京神經精神病防治院的5.1%(χ2=5.348,P<0.05),本研究結果提示,住院患兒癔癥診斷比率可能有增多趨勢。分析原因可能與當前社會競爭激烈,來自于家長、學校的無形壓力及不良教養方式等的影響有關,使尚處于心理發育不穩定的兒童一旦受到不良事件刺激即會導致癔癥發作。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行為障礙及心理發育障礙(6.5%)診斷較少,因本資料來源于住院病歷,行為及心理障礙患兒多數在門診及特殊教育機構診治,與多數研究者調查結果一致[3,5,13]。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兒童精神障礙住院患兒具有以男性居多、診斷以癲癇居首位等特點,且近年來住院患兒人數明顯增多,少數民族受治人數增加,治療有效率提高。提示兒童精神問題已日益突出,需進一步加強對西部兒童精神衛生的宣傳防治工作。因本研究資料局限于住院患兒及樣本量偏少,研究有限。但對新疆兒童精神障礙的特點有一定參考意義,并提示開展新疆兒童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