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為華 楊銳 單位：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教育局 太原大學

一、歷史的巨大錯訛和顛倒

杜威是一位實用主義者、資產階級教育家。但在一段時期內，我國卻先入為主地把他定位為批判的對象和錯誤的化身，不厭其煩地重復著同樣的批判詞句。當鄧小平同志喊出“教育要面向世界”的口號后，大家才逐漸看到了身邊宏大的教育思想世界，看到20世紀擺脫不了的一個思想影子，才重新發現和認識了深邃的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杜威是美國進步主義運動和歐洲新教育運動公認的領袖和代表人物。他把“教師為中心”的天秤砝碼重心歷史性地移到了學生一邊，使得作為學習主體的學生開始成為學習過程的主人；他提出的“做中學”基礎上的活動教學原則傳遍了歐美，和前蘇聯的設計教學、道爾頓制教學共同成為影響整個20世紀教學思想發展和生長的基礎；他重視和倡導個性發展的思想，在歷經一個世紀后的今天無比豐富和成長起來。一個世紀過去了，世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育也有了今非昔比的發展。我國立足于全新時代，背負著豐富的教育文化財富。只有繼承前輩的優秀思想，研究當今教育發展的特點，才能有力地開拓新的方向和未來。而在教育發展中，杜威是一座巨大的高峰，他對教育的哲學總結及其浩瀚的著作是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使人們隨時感受到深刻的啟迪。

二、杜威對前蘇聯教育和美國教育的思考

20世紀20年代末，杜威以教育家的天職和崇高品格，客觀地考察了新生前蘇聯教育的巨大變化，高度評價和贊賞了前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教育成就。1928年，他訪問前蘇聯時正當十月革命后的恢復和重建時期，前蘇聯教育家們正以巨大的熱忱投入到對沙俄舊教育的改造工作中，他們自然吸取了當時歐美進步主義運動的許多有益的革新經驗。杜威看后十分驚喜，他在列寧格勒、莫斯科看到的前蘇聯教育，遠不是西方報刊所描述的景象，他看到的不僅僅是對舊教育的批判，更是新教育的建設和發展，是在學校和社會生活聯系方面巨大的教育創造，以至他“深深羨慕”，留下“深深的印象”，感到“缺乏傳達所必需的文字技巧”〔1〕。他說：“一個美國參觀者看到那么多的地方在創始時都是受到了我們國家一些進步學校的啟發，因而感到出于愛國心理的自豪，可是同時卻感到自卑，并激勵我們作出新的努力；認識那種思想在俄國的制度中遠比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能夠更有機地結合起來。”〔1〕他認為，應該讓對前蘇聯有歪曲看法的人“看見俄國學校兒童組織得遠比我們更為民主，同時注意到他們通過學校管理制度在接受一種訓練，使他們能夠積極參與當地社團和產業的自我指導工作，搞得遠比我們號稱民主國家所搞的更有組織，更有條理”，因而“這個教育制度卻是最完全地體現我們那號稱進步的民主思想的”〔1〕。他贊賞盧那察爾斯基和克魯普斯卡婭，高度評價他們從事的是“一項進行中的事業”，是“偉大的實驗”，并為人們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蘇維埃俄羅斯教育的印象》。可以看出，這里沒有任何“資產階級的有色眼鏡”，而是一個忠于事實的正直教育家的描述和贊賞，是更為說服人的透徹的、全面的分析，是一個教育者的偉大品格。同時，也引發了一個重要思考：如何慎重、全面地認識前蘇聯20世紀20年代的教育改革和20世紀30年代后前蘇聯教育思想路線全面改變的實質。教育家阿莫納什維利等一批革新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的合作教育學運動中重新肯定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分析了它失敗的原因及可能的發展方向〔2〕。雖然其后幾十年是凱洛夫教育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年代，前蘇聯教育也曾因此在許多方面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輝煌發展，但歷史需要深入反思和科學評價，以減少今后發展中不必要的損失和曲折。

三、杜威教育哲學思想在中國的淵源

在中國“五四運動”前夕，杜威在弟子的簇擁下來到中國，旋即運動爆發，他們講學和逗留了兩年。這兩年的講學生活時間之長是他在國外訪問中僅有的。他同當時的中國學者“建立了以前任何一個西方學者很難取得的親密交往”，并把他的個人興趣全放在了中國教育的前景上。杜威當時在華演講的內容，不僅是一個成熟的教育家對教育問題的深思熟慮，更是處處表達著對中國教育發展的殷切期待。面對舊中國的貧富差異狀況，他急切倡導平民大眾教育；面對落后的舊中國教育，他鼓勵“對于教育前途不可失望”，不要認為西方教育制度已經完美。同時，他始終不忘闡述教育的本質問題；強調教師的天職和責任，啟迪著幾十年后的教師專業化道路；注重比較東西方教育思想，是較早的中美比較教育研究者之一。他認為當時中國的教育只是在簡單地模仿日本和德國，“而不懂得要確定一國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須根據國家的情況，考察國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決不可不根據國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亂地仿效他國，這是沒有不失敗的。這一點是中國一般教育應該注意的”〔1〕。他希望“中國的教育家一方面實地研究本國本地的社會需要，另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學說作為一種參考資料”，“歐美各國所經歷的失敗，貴國可以不重蹈覆轍；所獲得的成效，貴國可以作為準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樣才有可能“同歐美并駕齊驅”，甚至“勝過歐美”，創造中國的現代教育〔1〕。在20世紀20年代政治經濟黑暗落后的中國，教育家杜威的論述是何等睿智。難怪胡適、陶行知、陳鶴琴和中國學子對其擁戴有加，使得《杜威五大演講》迅速傳遍中國，極大地影響了當時中國教育的發展。杜威和他的家人在中國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高興的日子，也是他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國土地的日子。杜威在華演講曾在“五四”后的很長時期內風行全國。可以說，他是對近代中國影響很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對當時中國教育的現狀與發展做了深刻精辟的分析。然而，在學校與社會、兒童與課程、個性與發展、教材心理化這些基本而重大的教育問題上，我們對杜威思想的理解卻往往深陷誤區。

四、杜威教育哲學思想照耀西方和東方

杜威于1896年創辦了芝加哥實驗學校。在芝加哥的10年是杜威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兒童中心”的口號就是在那時提出的，芝加哥學校也因此成為了走向20世紀教育和哲學理論、課程和教學方法的巨大實驗室。當時，統治歐美教育世界的是赫爾巴特思想，而杜威這顆思想新星是在批判和否定赫爾巴特教育思想中升起的。當赫爾巴特學派趨于衰落時，杜威學派于1910年前后達于頂峰，此時，整個歐美教育展現了蓬勃革新和創造景象。可以說，杜威思想和進步主義運動開啟了20世紀教育及其后的發展。教育史家康奈爾描述兩個教育時代的更替，是“一個從靜態觀點到動態觀點的轉變。杜威的教育世界是一種活動和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校教育的真諦不在于獲取事實，而在于獲取它們的動腦筋過程，以及隨之發生的態度和習慣”〔3〕。這是杜威開創的教育時代的最主要的方向和特點。從杜威開始，教育管理、課程和教學方式同社會生活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杜威早期的綱領性著作《我的教育信條》就十分明確地宣布：“學校科目相互聯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學，不是文學，不是歷史，不是地理，而是兒童本身的社會活動。”〔1〕那時，歐美眾多的教育家群體，包括20世紀20年代的前蘇聯、日本、中國、土耳其、墨西哥的教育家，幾乎沒有不受杜威教育思想影響的，甚至影響到二戰以后的青年教育家。可以說，20世紀初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教育家和教師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探索和巨大創造，為開創21世紀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思想參照。很難說我國今天的課程改革、學習方式轉變不是在重新認識和擴展這一思想。杜威思想奠定了歐美特別是美國現代學校的發展基礎，形成了歐美學校教育的一些最顯著特點。但美國中小學歷來的缺點是學生基礎知識薄弱，并多被指責為進步主義的詬病。其實，這是歐美教育歷史發展中需要總結和改進的問題，而并非杜威思想的必然結果，更非杜威的主張。因為沖破“教師中心”的形式主義，過多地張揚個性發展，加之教學方式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偏差，極易在實踐中造成這個結果，這也正是后來和今天的改革者應吸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