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加彪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科學傳播最基本的核心理念是擴大科學知識的社會共享,使公民個體之間能夠平等、順暢地交流,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它不是單純的傳播學分支,但是科學傳播的理念和模式已經深入并體現到新聞傳播實踐的各個環節之中。

一、危局:科學傳播與民眾科學素養的提升

科學就是有關研究客觀事物存在及其相關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科學是存在一定的時空中有一定約束條件的可知的認識,科學作為一種觀念,暫時還沒有被推翻掉的知識可以叫做科學。因此,科學的誕生和人類的歷史幾乎一樣久遠。科學一詞起源于中國古漢語,原意為“科舉之學”,科,單獨有分類,條理,項目之意,學則為知識,學問。科學一詞,英文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來又演變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寫法,其本意是“知識”“學問”。日本著名科學啟蒙大師福澤瑜吉翻譯“science”的時候,引用了中國古漢語的“科學”一詞,意為各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學問。到了1893年,康有為引進并使用“科學”二字。嚴復在翻譯《天演論》等科學著作時,也用“科學”二字。此后,“科學”二字便在中國廣泛運用。五四時期,“科學”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指引與激勵著人們激濁揚清、追求新生,但時至今天,中國民眾的科學素養堪憂,科學傳播的使命任重而道遠。科學傳播與民眾啟蒙以及反對偽科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科學史上最顯著的兩個人物笛卡爾和馬克思都把“懷疑一切”看成是自己的座佑銘。而在我國,盲目崇拜、因循守舊現象較為普遍,缺少一種理性的懷疑精神,具體表現就是偽科學有著龐大的市場。偽科學是指把沒有科學根據的非科學理論或方法宣稱為科學或者比科學還要科學的某種主張,在中國較為流行的是所謂的氣功大師隔物取物、某些人耳朵識字的特異功能、某些特異的養生大法等。這些偽科學在媒體的喧囂躁動炒作下,一時間盛行于世。當然,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能源危機以及突發事件后對政府的不信任等,也令公眾對科學技術產生了懷疑。

民眾的科學素養缺乏,在一定的條件激化下導致過度恐慌的狀態。隨著社會的整體發展與轉型,中國已經步入高風險社會的臨界點,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環境惡化、食品不安全、生態危機、能源危機等尤為突出。全國多個地方的地震謠言、江蘇響水的化工廠爆炸謠言、河南杞縣放射性物質泄漏謠言、四川廣元的柑橘生蛆傳言、方便面致癌謠言、超級流感危機傳言等等,這些謠言借助新媒介技術很快就在民眾中爆炸性地傳播開來。人們以此作為行動的根據,社會中彌漫著恐慌的氣息,傳播的負功能極大地沖擊著社會的穩定。舊有的傳播資源配置與制度安排明顯不足,引發了人們傳播引發的社會恐慌的反思,而提高民眾的科學素養是一條有效的治理途徑。媒體工作者的科學素養缺乏,其誤導受眾的危害性更大。在大眾媒體以及網絡的大力推動下,偽科學的傳播更為便捷與迅速。如果媒體工作者缺乏甄別科學與偽科學的能力,很容易把那些偽科學的東西當作事實報道出來。如離開量談毒性,是食品安全報道中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有的記者想當然地認為,只要食品中含有害物質,那就是不安全的,妄下“致癌”、“不安全”結論。不可能有絕對安全的食品,重要的是控制食品中有害成分的含量,有害物質在達不到一定劑量時,也不會表現出毒性。因此不能簡單地把食品中含有有害成分叫做有毒食品。更重要的是,有些媒體有時候在利益的驅動下,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隨意報道煽動性的新聞,放棄媒體應該承擔的責任與倫理,使得偽科學大行其道。2007年,沸沸揚揚的“香蕉有毒事件”使廣大消費者“談蕉色變”,一時間內香蕉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蕉農損失慘重,苦不堪言。媒體關于香蕉有毒的系列報道,從版面的安排、標題的處理到行文的措辭,都充滿了夸張渲染,煽情成分頗多。所以,媒體及其工作者應該提高自己的科學素養,更應該自律。

二、作為新興學科的科學傳播

科學傳播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從淵源上講,與同類是科普宣傳、科技傳播、公眾理解科學(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簡稱PUS)等。劉華杰在2000年左右提出了“科學傳播”的概念,他認為,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是三個不同階段的事物,構成了一個時間發展序列,三者的立場分別是國家、科學共同體和公民。[1](P.79)田松認為,科學傳播是以公眾理解科學的理念為核心的。[2]從學科歸屬上看,科學傳播位于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的范疇。2006年底,在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名下成立了“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專業委員會”,而且中國科技傳播研究會也多次召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會。[3]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并不認同這些說法。其實,在稱謂上的爭論背后牽扯諸多因素,但是無論是什么,這個學科還是取得了一些豐碩的成果。諸如清華大學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孫寶寅的《科技傳播導論》;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的翟杰全的《讓科技跨越時空:科技傳播與科技傳播學》,在2004年出版譯自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和《科學與社會》,譯自美國的《科學技術論手冊》;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的黃時進的《科學傳播導論》,對科學傳播理論體系建構的基礎上,再考察國外科學傳播實踐及其可供借鑒的經驗,進而為探索國內科學傳播實踐路徑的創新以及如何服務于民族的復興作出思考。

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譯著《新聞、科學與社會:新聞與公共關系中的科學傳播》是一部多國學者通力合作的、理論與實務共存的、歷史與現實并舉的關于科學傳播的一部力作,該書站在新聞學、傳播學、公共關系學、社會學的多學科交叉視角上對世界范圍內的科學傳播作了一個審視,有報道文本變遷、描繪景觀歷史、媒體操作規范、批判評論反思等內容。該書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20世紀下半葉科學傳播的文本變遷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和19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第二部分是職業科普作家對自身領域因時而變的操作規范進行了批判性反思,第三部分公共關系專家通過個案研究圖解他們新興的行規,第四部分是來自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南非和美國等國的科學傳播專家通過解讀案例來追尋這個爭論性議題的出現是全球性的還是地域性的問題。《新聞、科學與社會:新聞與公共關系中的科學傳播》還討論了科學傳播中許多前沿的課題:新聞價值的堅守與變化;雙重協商;普通教育的缺失;商業化;新聞源的獨立;大眾科學的繁榮;對敘述能力的聚焦;報道的空白;科學新聞業的消失;因特網的挑戰;公共關系的功能機構、策略、戰術、操作規則和風格;以及公眾的對話活動等。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傳播在西方語境下更多是商業媒體自行運轉的結果,在傳統媒體的報紙中,一般都有科學專版。該書中指出,今天,這些科學專版都面臨著式微,或者新聞價值受到娛樂化報道的挑戰,因為只有訴說趣味的故事才能讓他們生存下來,如在克隆羊多莉(Dolly)的報道中如何利用新聞價值中的“性”因素。而且,隨著科學研究中逐漸上漲的私人贊助使科學知識從某種程度上與牙刷、汽車、香水等需要市場促銷的商品一樣,新聞生產從傳統模式轉換到新聞來源被企業傳播與公關部門所操縱。對于科學報道中的價值立場,有研究者指出媒體采用了來自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單一的、機關的新聞源把科學描繪成合意的、直線的和沒有矛盾的。科學傳播作為新興學科并不天然地具有優勢,因為新與舊都是相對的概念,問題的關鍵在于本身的使命、理論框架、研究方法、社會需求、學科制度設計等。相較于傳統的科普宣傳,科學傳播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傳受關系的對等互動以及對科學的反思精神等,這也恰好吻合現代社會的技術特征與內在氣質。現代社會中互聯網為人們提供了多元開放的技術平臺,人們更加追求理性、開放、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