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秀珍 單位：中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從遠古時代起，哲學問題就與語言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哲學上的“語言學轉向”以來，語言就成為哲學的主題。有關語言哲學的探討，反映了哲學思想的存在須臾不能脫離語言，因為思想的對象與思想過程本身，都必須依靠語言才能轉變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東西。［1］1維特根斯坦認為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2］可見，分析語言和語言現象是語言學、語言哲學的共同特點和任務，“兩者不僅不相互疏離，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3］24哲學進入語言領域，把語言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或試圖通過語言分析來解決哲學問題，成為當今學術研究領域的新亮點，為語用學研究和哲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維索爾倫的順應論從共時的角度展現了語用學的跨學科性質，說明了當今的語言學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學科輸出思想的同時，也從其他學科(特別是哲學)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本文結合順應理論，對語言哲學意義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推動語用學和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一、語言順應理論

語言順應理論是國際語用學會秘書長維索爾倫(vers-chueren)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認識論思想，結合人類語言交際的實際情況于1999年在《語用學新解》一書中提出來的。語言順應理論是一種關于人類語言交際行為和認知的理論。它以語言的選擇與順應為契機，描述人類使用語言的各種現象，闡釋人類語言交際的心理機制及其過程以及社會、文化、認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語言運用的實質。順應論認為，語言的使用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語言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過程是動態的，是以語言的三種特性(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為基礎的。變異性(variability)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選擇都不是機械的或嚴格按照形式—功能關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完成的”;順應性(adaptability)指“能夠讓語言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事項中作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交際的需要”［4］59－61。語言的這三種特性互為關聯，以順應性為主要特征，從四個方面去闡述語言的使用: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對象順應、動態順應以及順應過程的意識程度。［4］65－66順應論對語境的劃分充分考慮了社會、文化因素，將語境分為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前者指語言在使用過程中根據語境因素而選擇的各種手段，后者包括語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簡言之，語言的選擇與順應，從本質上講就是“語言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適應現象之一”［4］266。順應理論引發了人們對語言本質問題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們對語言本質屬性的理解和認識，啟發我們在選擇和使用語言的同時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進行哲學思考。［4］

二、順應理論與語言哲學

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帶來了語言哲學的迅猛發展，許多哲學家都把研究語言置于解決哲學問題的中心地位，語言成為哲學思考的核心問題。海德格爾把語言與本體論相聯系，并把語言當成人的本質屬性。他說“語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5］157。維特根斯坦認為“想象一種語言就叫做想象一種生活方式”［6］13。迦達默爾也賦予語言本體論地位，主張人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只有進入了語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進入語言的生活才是人類的生活，人、語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認為“語言是一種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變的人的能力。對于人來說，語言本身是可變的，因為它對于同一件事為人準備了各種表述的可能性”［7］577。因此，維索爾倫將他的語言順應理論界定為“一種與人類諸種行為中的語言現象的使用相關的，且從認知的、社會的、文化的總體角度對語言現象的綜觀”［4］7，意蘊深刻。首先，作為一種語用學理論，語言順應論所研究的語言使用現象和人類的諸種活動形式不可分離;語言表意功能的發揮是在被嵌入或錨定于這些活動形式中才得以產生、發展和完成的。這種觀點至少反映了人類學、哲學和符號學對語言本質的看法。［8］130可以說，語言順應理論在其理論基礎層面，從一開始就帶有濃濃的生物學、符號學、人類學和(語言)哲學意蘊。這是它區別于其他語用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語言作為一種活動形式是被嵌入到人類的合作性活動中才發揮其語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語言的意義和功能，就必須考察這些作為語言活動形式的人類合作性活動。人類學家對語言問題的思考與哲學家對語言使用過程的觀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維特根斯坦在思考語言(意義)問題時提出的語言游戲說就包括“語言和語言被織入其中的活動”兩個組成部分。而語言使用作為語言游戲活動總體中的一部分是被織入其中而發揮其功能的。馬林諾夫斯基和維特根斯坦關于語言意義的語用觀在莫里斯的符號學理論中得到進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體系中，語用學的研究對象是符號與符號解釋者(后成為使用者)之間的關系。［8］131其次，維索爾倫認為語言順應論是“從認知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總體角度對語言現象的綜觀”［4］7。“綜觀”作為觀察語言使用的一種理論視角反映了維索爾倫對語用學本質的獨特理解，但其構成要素則有著深厚的符號學、哲學淵源。莫里斯在將語用學定義為研究符號與符號解釋者之間的關系時，就進一步認為語用學研究符號表意過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號發揮功能的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會現象。在哲學層面上，維特根斯坦在解釋語詞意義的生成過程時提出語言游戲來說明語詞意義生成過程的動態性質，從而得出“意義即用法”的觀點，并提出“生活形式”來說明意義生成的本體。［8］132總之，維索爾倫認為，語言使用和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間既相互影響，也相互順應。語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順應人類生活的結果，而人類生活之所以如此也來自其對語言使用過程的順應。這正是語言順應論的基本要義。

三、順應論蘊含的哲學思想

語言順應論突破了言語適應理論長期遺忘語言、談語言作用這一瓶頸問題，使語言問題回歸語言本身，革新了言語適應理論的研究，展示了語用學研究的新理路。具體而言，維索爾倫順應理論所蘊含的語言哲學思想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