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德英 單位：魯東大學外國語學院

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了迅猛的發展。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和評價該學科中的重要概念和術語。異化和歸化之爭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的一個熱門話題。翻譯類權威刊物《中國翻譯》僅在2002—2003就刊發關于異化、歸化的文章十多篇。譯界學人主要圍繞如下幾個問題展開討論:(1)異化、歸化之爭是不是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意譯之爭的延續?[1],[2](2)哪一種策略更加適合中國文學翻譯,異化還是歸化?[3],[4],[5]然而,運用西方的異化/歸化論來解釋中國翻譯現象的論述方式引起了一些學者思考。劉艷麗、楊自儉[1]針對異化/歸化中外文淵源不明、界定不嚴等問題,進行了論證。葛校琴[6]指出國內外的異化歸化之爭實際上存在研究錯位的問題,即國內的爭論主要停留在傳統翻譯研究的語言論范疇,而國外的異化、歸化討論多從后殖民視域出發。她提醒國內論者應結合具體的社會情境,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而不是一味跟風。因此有必要考察異化論的理論淵源和產生的語境,分析其內涵,梳理其得失。

韋努蒂的異化觀深受施萊爾馬赫1813年《論不同的翻譯方法》一文的啟發。在該文中,這位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翻譯家,提出“只有兩種翻譯方法”,“一種是譯者盡可能使作者安居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7]149施萊爾馬赫明確表明他倡導第一種方法。在他看來,“譯者只能盡量勤勉地追隨一方,要么是作者要么是讀者,如果二者兼而跟隨,就會造成不好的結果,甚至會使作者和讀者永不相遇”。[7]149“引導讀者接近作者”是為了實現施萊爾馬赫豐富德語和構建民族文化的旨意。這樣的選擇看起來合情合理,不過細細推敲,就會發現施萊爾馬赫的悖論之處。既然“只有通過與外來事物進行多方面的接觸,德語才能朝氣蓬勃地成長、全力發展自我”,[7]149那么“引導讀者接近作者”的翻譯方法表明譯者對外來事物的尊重和對文化他者的包容。選擇這種方法意味著譯者承認外國文化比目的語文化在某些方面優越,或者對目的語文化有益。因此,“引導讀者接近作者”的翻譯方法就很有可能重構外國文化的真實情形。把外國文化描繪得越真實,目的語文化就會從中吸納更多養分。

另一方面,“引導讀者接近作者”又暴露了施萊爾馬赫的沙文主義情結,使他對異國文化的尊重成為空談。他宣稱,“我們國家要在語言中容納所有外國藝術和知識的寶藏,加上在這些領域中本國的成就,就可以形成偉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整體,即成為歐洲的中心。”[7]149這樣,對外國文化的尊重就演變成從中攫取更多的異質成分來滋補本國的語言文化,其目的在于使后者超越前者從而占據歐洲甚至世界的中心地位。不過,我們不免要問:假如德國語言文化真的成為了歐洲文化的中心,那么德國譯者在把外文翻譯成德語時又該采用哪種方法呢?對于這個問題,以色列文化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試圖作出回答。他在《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翻譯文學在以下三種情形中可能占據中心位置:(a)文學多元系統尚未確立,文學還處在稚嫩中;(b)文學多元系統在大的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或者處于弱勢;(c)文學多元系統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8]193-194在以上情形中,譯者會選擇充分性翻譯,即違反本土規范,而不是在本土形式庫中尋找現成的模式。[8]196在充分性翻譯中,譯者會盡可能地再現原文主要的文本關系和原文的異質成分。

當翻譯文學處于邊緣位置時,“譯者主要是為外來文本尋找最現成的二級模式,其結果往往是產生非充分性的翻譯”。[8]197埃文—佐哈爾的觀點有助于推進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化中的研究,并引導翻譯研究走向描述性的、譯文導向的路向。遺憾的是,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是“革新的觀念慢慢變成流行文學僵化形式的一部分”。[9]122在佐哈爾看來,無論是擬譯文本還是翻譯策略的選擇都取決于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的地位:當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譯者便會選擇充分性的翻譯;而當翻譯文學處于邊緣位置時,非充分性的翻譯便成為可能。這似乎簡化了影響翻譯策略選擇的種種因素,如譯者主體性、社會文化因素等等。

不言而喻,施萊爾馬赫的“使作者安居不動”、“使讀者安居不動”的方法分別與佐哈爾的充分性翻譯、非充分性翻譯相近。通過“引導讀者接近作者”,譯者會盡量再現原文的異質成分和差異性,從而產生充分性翻譯。充分性的翻譯一方面對目的語文化的規范、詩學和文化價值觀念形成挑戰,另一方面也為之提供豐富的給養。

通過“引導作者接近讀者”,譯者會盡量與目的語文化固有的文學形式、詩學標準和觀念傳統保持一致。施萊爾馬赫承認德語的不足,因而主張引導讀者走向作者,以達到豐富德語和使德國成為歐洲中心的目的。由此看來,他對這種翻譯方法的選擇已經超越了純語言的層面,而是和國家身份、權力關系緊密相連。事實上,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異和失衡,如語言特性、文化權力關系等等。同理,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在翻譯活動和譯本流通方面也體現了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的失衡。在佐哈爾看來,擬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譯本的流通,都受到文化間不平衡權力關系的影響,即受到翻譯文學在整個多元系統中所據位置的制約。在翻譯文學系統、稍大的文學系統以及超文學系統(社會、文化因素等)之間的互動影響中,最具活力的一方會占據核心位置,成為整個多元等級序列中的革新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革新部分會逐步經典化,慢慢成為保守的、邊緣的次系統。就翻譯而言,翻譯文學一方面受控于目的語文化系統中的諸多因素,另一方面也對目的語文化中的規范、標準、傳統產生影響。充分性翻譯往往暗含了源語文化的勝利,而非充分性的翻譯往往預示著目的語文化的優勢地位。

受施萊爾馬赫“引導讀者接近作者”這一方法的啟發,韋努蒂公開倡導異化翻譯,并視之為抵抗流暢、歸化翻譯的一項文化政治任務。韋努蒂指出正是英美文化中長期占主導地位的通順翻譯/歸化翻譯造成了譯者的隱身。[10]1為此,他呼吁采用異化策略以抵制英美文化的主導地位和文化帝國主義。韋努蒂認為,異化翻譯是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干預方式,可以抑制翻譯中種族中心主義的暴力行徑,抵抗種族歧視、文化自戀等。異化翻譯中的“異質(theforeign)”并非是透明地再現外語文本中的構成要素,而是根據目的語文化的情形所進行的策略性建構。異化翻譯通過破壞目的語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規則來標識外語文本的差異性。為了公正地對待外來文本,異化翻譯必然偏離本土的規范,通過選擇國內文學典范所排斥的外來文本,或是通過在譯文中采用邊緣話語的方式,使讀者體驗到陌生的閱讀經歷。[10]20由此看來,韋努蒂強調譯者在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方面所體現出來的有意識的干預行為。這樣,譯者便從先前的隱身幕后一躍而至前臺。然而,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那就是在英美文化中,譯者和譯文一直處于一種尷尬的、派生的、邊緣的位置。這樣,處于邊緣的譯者選擇了非經典化的外來文本,并在譯文中采用邊緣的話語方式來抵抗處于中心位置的文學經典和本土文化觀念。孰贏孰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