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紅霞 單位：邢臺學院中文系

一個時代的文化思想和時代精神常常濡染甚至決定該時代的文學思想及創作的風貌與走向，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狀況不可不涉及其學術思潮，同理，研究一個作家，尤其是兼為學者的作家，其學術思想對其文學思想甚至有導向性的影響，因此，研究劉秉忠的文學，我們亦不能不論及其學術及其學術于文學的影響。

劉秉忠學術多承邵雍之學，關于邵雍《皇極經世書》，邵伯溫有云:“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它是一種依托于《易》而作自圓之發揮的象數思想體系，是邵雍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劉秉忠思想受邵氏哲學思想影響之處，主要在于其認識論。邵雍提出了“以物觀物”的認識方法，其于《皇極經世一觀物內篇》中認為，一般人觀物方式是“以我觀物”，不免“溺于情好”，而圣人觀物:“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而觀之以理也”，“物”與“我”應是“兩不相傷”:“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生死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耳一如盆之應形，如鐘之應聲一因靜照物一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伊川擊壤集》自序)于認識論意義上，便是保證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這兩體各自的獨立不受侵傷。這種認識方式也代表了北宋以來受科技水平發展的影響而形成的一股認識的理性思潮，這種理性包含有兩點一是造物有不變之理的客觀理性，一是反對“我自懷私”的主觀理性。劉秉忠“閑來與物少相礙”、‘，險事若私先有礙”之語，亦是此意。

這種認識論影響到文學上，最重要的是于文學的審美觀趨向的導向作用:邵雍雖然認為孔子刪詩“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但同時又反對“時之否泰，出于愛憎”即以主觀認識去評價社會，而提倡“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這實際上不窗在暗中消解了詩歌存“善惡”的精神和標準，對現實采取的是一種超脫的態度，這就顯然流露出道、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色彩。受邵雍影響甚深的朱熹文學觀雖強調詩人主觀動機要合于所謂“性情之正”，但朱熹實際上連所謂的“陳善閉邪”的詩亦不大主張作，而是偏愛吟詠性情之作，其在《清邃閣論詩》中明言“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卻又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剝開其道學氣之表層，其中對“適懷”的構思方式以及“平淡自攝”、“真味發溢”的藝術效果的津津樂道，顯見道家“自然為真”藝術觀的投影。至于陸學派，更是注重于“自然本心”、“天機自然”的體悟，其重要學者包恢就以“自然”為其文學觀的核心，他所謂“沖漠有際，冥會無跡”，正是道家藝術觀的闡說，而“真景在前”、“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答傅當可論詩》)的特點，則又可見由佛教“取境”學說移植過來的意境論的表述。“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的這種觀點，當其顯示在審美觀照與藝術創作的領域時，必然就有了勿以主觀相干擾的模仿美學意識。邵雍“觀物”思想及其影響下的一些文學觀念是和蘇軾等人體察以傳神的藝術思想是完全接軌的。不難看出，由邵雍認識論影響下的宋代理學家不約而同的于“自然”的認同趨向，劉秉忠文學邢臺學院學報審美的最高理想亦是以“自然”為宗。

應當指出的是，劉秉忠受釋道影響較深，沒有受到程朱理學的熏陶，其文學就不曾籠罩那種濃濃的所謂的“道學氣”，因而我們從他的文學作品絕少看到有關義理的說教，同時，這種“自然”與前朝歷代諸如代表性作家陶淵明等所體現的藝術追求之“自然”亦不相同，其中，更多了一點哲人的理思，少了一點詩人體驗下的“真趣”。這也是劉秉忠詩論雖以“自然”為宗，但具體詩歌的創作仍然缺少一份靈動的神韻，原因亦正在于此。這種理性意識影響到審美觀照的對象，對象本身的形象特征便成為作家關注的次要點，而關注的焦點卻在對象本身所寓含之理.如邵雍《題黃河》“誰言為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昆侖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此詩本為題詠黃河，卻略去黃河本身，別出心機，寓以豐富的理性內涵，發人深思。影響到文學具體創作上，便使得文學創作取材多以直接或間接表達自然之理、人生之理為主，劉秉忠詩歌所包含的深厚的理性意蘊，正說明了這一點.其實，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經魏晉玄言，隋唐道釋，以理為詩的現象于中國詩史自有其發展之軌跡。邵雍即明以繼承陶詩為己任“可憐六百余年外，復有閑人繼后塵”，然而，邵雍詩歌并不同于陶詩，如果說陶詩之中所包含的還是一種藝術化的未以言明的“真意”的話，邵雍詩歌卻是一種直抒胸臆的淺切表白，其“興來如宿構，未始用雕鐫”(《談詩吟》)的創作亦不同于陶詩的“天然去雕飾”的詩作，而邵詩的理性更濃，藝術魅力卻欠缺不少，哲人于詩，是把哲理詩化了，詩人作品中的哲思，卻是真切體驗下不自覺流露出的“真意”，因而更富藝術魅力。蘇軾是難得的哲人和偉大詩人的結合，劉秉忠論詩于藝術上多承蘇軾之論，也正因他并非如邵雍等那種特定意義上的“哲人”，詩作雖亦言理，然其亦注重藝術表現如語言表達上的錘煉等，這是其與邵雍不同之處。

可以說，劉秉忠于文學審美理想與審美觀照上及至在具體文學創作中，都可見邵雍“觀物”思想于其文學創作的決定性影響，這正是我們探討劉秉忠的文學，而又必須于其學術進行觀照的一個原因。另外，邵雍之學中體現的文學價值觀亦影響了劉秉忠于文學價值的認識。邢怒《伊力l擊壤集后序》云:“以先天地為宗，以皇極經世為業，揭而為圖，萃而成書。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為師。其發為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余，至于形于詠歌，聲而成詩者，又其文章之余”，可見邵雍之學，視文章如“遺余”，而詩歌是“文章之余”，其地位更是等而下之了，邵雍之后的理學家們多承此意，這是與文士們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