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學的古為今用是個傳統的話題，古往今來談論很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不少應該探討的向題尚未很好地展開，例如古為今用原理及其兩極不同的價值取向的研究就是兩個薄弱環節‘迄今為止，我們幾乎很難找到可資滿意的理論析說.即使有，大多也傾近于經驗感性的穎悟而顯得比較粗淺。在文學領域中，“單憑經驗性的觀察決不能充分地證明必然性。”①因此，這就不僅影響到歷史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化，而且反過來給它的創作發展帶來不必要的制約。實踐證明，古為今用原理及其兩極不同的價值取向是仿史文學創作中的大端問題。深入地就此展開探討，對當代歷史文學來說，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一、古為個用的基本原理

歷史文學為什么可以而且必須古為今用?這里歸納起來‘，其主要的理論緣由有以卞這樣三占.

(一)古為今用的原則是以古與今即歷史與現實雖不相同但卻具有某種內在的繼承聯系作為自己的邏輯基點。歷史辯證法向我們表明:歷史的發展是以螺旋型的形式上升的。每一種社會形態都要在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重復出璐，因而歷史與現實是割不斷的，它在不飼的階段，常常會發生驚人的相似之處，亦即“在高級階段上重復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像舊東西的回復.”②用系統的眼光看問題，•把古為今用置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完整歷程中考察，歷史不是節節逝去的外在事物，而是作為人類存在的、發展著的人的本質力量，豐富和展開的過程，它們在精神主體上彼此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今天是昨夭的發展，不可能不留下昨天的痕跡，昨天是今天的由來，也必然能從中找到今天的某些淵源‘因此，要把握厲史、就不能人為地分割過去與現在，而必須將它們視為一個既矛盾又統一的整體。烏克思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把鑰匙。下等動物身上透露的高等動物的預兆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動物之后才能理解。”③我們對于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也情同此理:對現實社會中一某些事物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歷史中與此相通相近的事物:反之.對厲史的重新認識，一又能促進對現實的深;刻的理解。因為誠如奧特加和科林伍德所說，“厲史是一干體系，是全部人類經驗之聯成為一個單一的、無可抗拒的鏈鎖體系”④，’它的歷程無始無未而只有“轉化”、歷程Pl轉化為P2，但兩者之間并沒有一條界線標志著Pl的結束和PZ的開始、內并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有結束，它只是改變了形式而成為PZ。PZ也并沒有開始，它以前就以Pl的形式存在著了。一部作品引進的事件可以有其開始和結束，但它所敘述的歷史本身卻沒有開端和結束，只不過被納入下一種形式即PZ并和它融為一體而己。⑤西方存在主義從唯心論、唯意志論的“存在觀”出發，在這個問題上就表現了明顯的偏狹和極端，他們完全抹煞現在與過去的因果依存關系，認為古今之間存在著“絕對的異質性”，現在的一切都與過去無關，它只不過是人為了現實個體生存和發展的一種自我“設計”。⑥他們這種所謂的“時間辯證法一點也不辯證，不獨與馬克思主義有關古為今用的論述相抵悟，就是與奧特加和科林伍德提出的“歷史是一個體系”、“歷史轉化說”相比也大相徑庭。因此，在這些人的眼里，古為今用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合理的正確命題。

(二)強調古為今用，是以價值論作為它的哲學基礎。根據最近有的同志的研究，認為哲學應該包括認識論和價值論兩方面內容。認識論是研究人對客觀世界本身固有屬性和規律的掌握，價值論則研究主體的需要及對象的價值屬性。這兩方面在實踐論基礎上得到統一，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完整的哲學思想。離開了認識論，價值論就失去客觀依據而導致唯心論;離開了價值論，認識論就成為機械決定論和宿命論.只有二者互相聯系又互相依存，才能避免片面的客觀性和片面的主觀性真正上升到科學的高度。⑦歷史文學所以要古為今用，也是這個道理。因為歷史文學真實作為人類精神形態，它既包括認識方面也包括意向方面，如果僅僅從“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關系角度進行闡釋，還不能說明它的審美活動的本體價值、它的意向歸宿所在。人創造精神文化以及對歷史真實的追求，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有益于自身，協調與現實的關系，達到對象的本質化。作家進行歷史文學創作決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他總是挑選在他看來于“今’，有用的史實對象。歷史文學真實當然必須是文學的，它是屬于文學功能圈范圍的真實;但歷史文學真實又從來都不僅僅是文學的，它從來不僅僅是純粹的非功利的審美真實形態的體現，而且也是社會意識、政治意識、歷史意識、現代意識尤其是憂患意識的體現。為歷史而歷史、為真實而真實固然可以宣稱“永恒”，卻永遠得不到為人生為時代的藝術的博大深沉、痛切熱烈.雨果說得好:對于一個歷史文學作家來說，“自以為超越共同利益和民族需要之上，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對當代人有所影響，把個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會偉大的生活隔絕起來，這是一種錯誤，而且是犯罪性的錯誤。如果詩人不獻身，那末誰獻身呢?如果豎琴的聲音不去平息風暴，那末什么聲音會在風暴之上升起?如果既具有古代智慈所賦予的調和人民和國王的能力，又具有近代智慧所賦予的分化人民和國王的能力的那種人，不去觸犯無政府主義的仇恨和專制主義的輕蔑，那末又有誰去呢?”⑧他的話與我們此說的價值論無疑是十分相吻的。從哲學的語言講，這就叫物的有用性或主體需要的對象化，它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歷史體現。日本學者中島碧在《郭沫若史劇論》一文中批評中國的歷史文學普遍具有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等目的，并說他們日本的歷史文學便不復有這樣明晰的特征。⑨她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實際上，日本歷史文學創作古為今用特征也同樣十分明顯。就拿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小說來說，這之中大量地出現寫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人物和北方領土回歸題材，就是為了激發日本民族經濟趕超歐美大國、收復被蘇聯占領的北方領土的目的之需‘這個事實再次說明了哲學價值論存在的不可抹煞和無法超越。客觀情況既然是如此，那我們又怎么能否定古為今用的合理性呢?

(三)強調古為今用，還與藝術是通過社會中介項進行消費、協調主客關系的功能特征密切有關。早逝的英國美學家考德威爾在他的《論美》中指出，藝術創作總不免存在主客體關系矛盾的問題.如何調和這種矛盾呢?他認為主要靠主客關系里的“還有一個第三者”，那“就是與個人對立的人群—就是社會”。一因為作為主體的人是社會的一部分，作為客體的環境對象也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就是真正的中介項”，只有通過社會的聯合調節，藝術才能成為‘種消費，才能產生真和美.⑩考德威爾的論析殊為探刻。的確，不管客體還是主體，無論它們怎樣客觀或主觀，作為社會的存在物或一部分，它們必然烙上社會的因素，受時代環境的制約和影響，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作家主體之于史實對象是有選擇的，他只能接納他所感興趣的那部分。⑩這里需要補充說明.主體的這種選擇并不是作家個人“純主觀”的一廂情愿，它同時還暗含著一種明顯的社會指向.為什么拿破侖建立帝國之時，西歐許多國家的作家不約而同地從自己本民族的歷史中吸取養料進行歷史文學的創作，為什么抗戰之時我國大后方的作家紛紛青睞于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一時形成了歷史文學(主要是歷史劇)的大潮，這之中就有鮮明的時代因素在起作用。它與其說是作家個人的主觀選擇，還不如說是時代社會的選擇。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融時代社會選擇于作家個人主觀選擇之中，或者是二者的有機統一。歸結到心理學上講，就是“意識不是在刺激物(作用于人腦的事物)的影響下人腦某種神秘的放射意識之光的能力的表現，而是人們所參與的并通過人們的頭腦、人們的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所實現的那種特殊關系即社會關系的產物。”⑩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本質上是社會的，他永遠生活在具體的時代和具體的社會環境中。因此，即使他最忠于自己，矢志真實，他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一定的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