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文學實踐性、實用性的原初態特質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在其產生的各個時代，始終具有可操作的實踐性、實用性的原初態特質，本來就是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的。相當部分的文學體裁和作品原本是活性地存在于生活中、舞臺上的，與現實生活舞臺，以及歌、舞、戲劇等藝術舞臺表演密不可分，很多體裁本身就存在于生活舞臺中，強烈地體現著它實踐性、實用性的原初態特質。中國古代文學詩性系統的文體始終與音樂、舞蹈、日常運用等密不可分，體現著可操作的實踐性、實用性的原初態特質。詩、樂、舞三位一體，本來也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廣泛存在的文藝現象。《詩經》的三大類作品《風》《雅》《頌》既是作品的產生地域、作者群體和內容題材、使用功能的分類，也是音樂體裁、風格、使用功能的分類，其中的國風和大部分小雅來源于民間，大多數是用于歌唱、演奏，或者作為舞蹈的配曲。大雅作為朝堂之樂，也多與音樂、舞蹈、政治功能有關；三頌作為廟堂之音，更是離不開音樂，離不開宗廟祭祀的實用功能，而以活性特點實時傳播于世間，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而且各有其實用價值。《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１］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２］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３］而楚辭起源于民間，與楚地流行民謠息息相關。

也有其實踐性的活性特點和實用功能。《離騷》《九章》還帶有音樂的痕跡。而《九歌》根據王逸在《楚辭章句》里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辭章句》）［４］孔子教育兒子孔鯉的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對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論語•季氏》）以及孔子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５］這些足見《詩經》的實踐性、應用性的特質。先秦政治、外交場合流行的“賦詩”言志的習慣，還有《雅》《頌》在朝堂和廟堂的實用特點，以及統治者采集或者創作《風》《雅》《頌》，以探查民情民意，都說明《詩經》可操作性的實踐性、實用性。可見楚辭和詩經的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特點是一致的。這是中國古典詩性文體的兩大源頭，此后的中國詩體文學始終與樂舞關系密切，始終具有實踐性、應用性的特質。漢樂府與南北朝樂府，以及魏晉詩人的擬樂府，干脆在體裁的名稱上就標明與音樂的關系。既然離不開音樂，那就要歌唱，所以曹操的《觀滄海》和《龜雖壽》詩都說：“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從《漢書•藝文志》對樂府采集目的的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６］可知實踐性、應用性、可操作性的特質。唐詩相當部分是可以唱和作為舞蹈的伴奏音樂的。“旗亭賭勝”（也叫“旗亭畫壁”）［７］故事中，梨園弟子歌唱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的詩作，就是唐詩與藝術結合的實踐性和實用性的最好例證。而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作為唱本習慣叫《陽關曲》或《渭城曲》，或者《陽關三疊》，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流行金曲。詞在唐代產生于民間時，就是用于歌唱的，當然也可以用于伴舞、演奏。

“曲子詞”的名稱明確地標識著它的原初態的音樂性特質。詞是伴隨著隋唐以來燕樂的流行而產生的，沒有燕樂也就沒有詞。詞的創作，叫做“填詞”，或者“倚聲填詞”，就是依據各詞牌所固有的樂曲去填寫唱詞。所以，詞家也叫“倚聲家”。直至發展到宋詞，仍然多是用于演唱、演奏、伴舞的。所以，姜夔身列中國古代十大音樂家和大詞家的雙重身份，也就不奇怪了。而他和其他詞家不同的是，他能夠“自度曲”，即作曲。可見詞的音樂性、實踐性和實用性極強。往后的元散曲、明清民歌等等，原本就是可以用于歌唱、演奏的。唐代的“俗講”和“變文”本是用于宣傳佛經教義的，又說又唱，音樂性和實用性、實踐性極強。傳統戲曲劇目大都是古代文學作品，中國古代沒有話劇，都是類似于西方歌劇的戲曲，都是必須演唱著表演的，音樂的成分比重很大。可見古代戲曲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極強。中國古典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代被看做生活的實錄，哪怕是志怪小說，像《搜神記》的作者干寶在序里都說，要以他記錄的所謂事實，來“發明神道之不誣”：“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愿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陷也”［８］。可見魏晉南北朝時代小說的實用性。中國古典小說在話本時代，以及以后相當長時間里，那是直接面對聽眾的表演，實踐性極強。中國古典散文中的書信、奏疏、序跋、贈序、游說辯論之文、日記、哀誄之作等等也是具備濃重的實踐性、實用性色彩的。李斯的《諫逐客書》、吳均的《與宋元思書》、諸葛亮的《出師表》、晁錯《論貴粟疏》、賈誼《論積貯疏》和《陳政事疏》、辛棄疾的《美芹十論》等等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至于詩詞的用于紀實、托請、唱和、贈答，甚至代替書信的功能，則其實用性、實踐性的色彩是始終一致的。

二、古代文學類課程基于實踐性、實用性的原初態特質的教改

可操作的實踐性、實用性是中國古代文學始終如一的特質，而今天的古代文學類課程，即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精品賞析、大學語文的古代文學作品部分等課程，往往忽略中國古代文學原初態的活性特質，僅僅把作品當作靜態的文獻來講析，使得古代文學的原初態特征越來越遠去，青年學子越來越不喜歡學習。這主要是因為古代文學類課程的教學目標定位存在一定的問題。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學類課程的教學目的，主要定位于古代文學知識的習得，一定的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能力的培養。而其中的知識的習得的定位排在首位，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由此，帶來的教學方式，主要就是教師在課堂上的幾乎是單向度的滿堂灌式的傳道授業解惑，學生參與動手的實踐性教學環節很少。這很不利于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以及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可操作性的實踐性、實用性特質的理解。而且，僅僅把中國古代文學當作靜態的文獻來講析，有悖于古代文學活性的特質，不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從而影響古代文學教學目標、尤其是培養學生實踐性能力的目標的實現。因此把中國古代文學經典誦、唱、演引入課程實訓環節，體現其原初態的可操作的實踐性、實用性，是回歸古代文學原初態、激發興趣促進學習的有效途徑。課題組在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教學改革活動中，堅持實踐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的“誦、唱、演”的立體化實訓的新教學模式。根據文獻檢索，國內各高校在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和實踐方面，尚少有學校自覺地把剛頒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精神，結合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