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作為一個有著豐富外延的概念，它應該包括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兩者。所謂外部自然，即人賴以生存的整個外部自然環境；而內部自然，即人的精神生態[1]。工業文明的發展帶來了自然生態危機，而與當代自然生態危機相伴而生的是人的精神生態危機，人的精神生態的失衡是自然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正是精神生態系統的失衡直接導致了地球生態系統的失衡。人的精神生態失衡表現為工具理性價值觀對人的控制，表現為人的生存活動與自然的隔絕。以創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學境界為旨歸的生態文化通過揭示和彰顯人的生態本性，使人突破工具理性價值觀的束縛，回歸存在的本真，生態文化中的人顯現出生態本真美。

一、人類的原始本真

人類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多個不同的階段，而人對自然的認識、態度也發生了一系列的演化。人類文明發展早期，在原始初民的意識中，并無物我區分，人只是自然界中很渺小的部分，人類匍匐在大自然的腳下，動物式地適應自然，通過超自然的存在物（如圖騰）的崇拜祈求生命安全，形成了“崇拜自然、畏懼自然、依賴自然”的宗教思想。他們希冀的是弱化人與自然的對立面，以獲得更多的生活資料和生存機會。當時人與自然之間并無主客體之分的，或者說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人們只能依靠自己的感性經驗來區分人和自然。古希臘人認為自然界是充滿心靈的，而古代的中國人一向有“天人合一”的整體性觀念。由此看來，在古代人的頭腦中根本不存在主體與客體的分別，他們當然也就不可能把自然當作異在的對象去加以征服，人與自然不可能走向相互對立的兩極。人類早期文明，人與自然處于本真的和諧關系之中，人與生態系統中的其他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利，都有自己本然的存在狀態。

二、人在工業文化中本真意義的失卻

近代，西方思想傳統中產生了對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的區分，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人類的自然觀和行為。到了工業文明時期，由于主客二分思想的影響以及工具理性的張揚，人類對大自然的態度從一個極端趨向另一個極端，僅僅用有用性審視自然的價值，自然變成了只有工具價值的物，而失去了神圣性，自然之于人的本真意義被人類遺忘了。自然被市場化、商品化，人類與大自然產生了隔膜和距離，讓人與自然漸漸疏遠。工業文明的人類高揚主體性和能動性，一味的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能力而忽視了自然界對人類的根源性和制約性，背離人的本真性。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附著在消費更多更好的商品上，將人的本質狹隘化、平庸化，是對人之為人的精神性、獨特性的嚴重異化。而人類手中的武器—科技，又加劇了人的本真性的異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成就，使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以先進的科技為手段去開發和利用自然，進一步切斷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直接聯系。在工業文明的發源地，弗蘭西斯•培根向世界宣告“知識就是力量”，人類只須憑借知識和理性就足以成為自然的主人，征服自然。從而，自然被人類破壞得支離破碎，人與自然原始和諧的關系被打破。人類主體意識的增強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最終造成了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失衡，導致了人和自然關系的急劇惡化，產生了嚴重的生態危機，而人類生存的本真意義也逐漸被淹沒在文明的進程中。正如弗洛姆所說，異化已經深入到社會中的各個方面。人失去本來的特性，人的本真的生存狀態被淪喪和遮蔽，人的意義被附著在物的消費上。消費被異化，人不再注重精神世界的豐富和提高，人只對商品、對物充滿崇拜，為了消費而消費，追求金錢成為人們的最高目標。金錢萬能主義滋長，人們對物品的索求，不以是否需要為標準，而是以是否能占有為標準。在社會關系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成為有用與無用之間的關系。人的肉體與精神的關系也被嚴重異化，人完全脫離了本質，游離于與自然、與他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本真生活狀態之外。

三、人的詩意本性從遮蔽走向澄明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是完整的人性再度回歸的文明時代。以人與自然和諧為旨歸的生態文化正在改變工具理性對人的異化，通過對人的生態本性的挖掘和人的生態本性的彰顯，使人的生態本性得以突破束縛，人以生態文化的方式走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本然狀態，人也在生態文化中回歸本真。

第一，人之生態本性的內在顯現。人的生態本性的顯現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對自身生態本性的挖掘，二是對自然的家園意識的重建。首先，人類對自身生態本性的挖掘。長期以來，在探討人的本性時，通常涉及到人的社會性，強調社會性才是人的本質特征，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把人與自然分向兩極，從而忽視了人的生態性。而實際上，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其他物種一樣，也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作為自然界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占有一定的生態位，處于“萬物齊一”的生態聯系之中。人的生態本性具體表現在三方面。

人的生態本源性：人的生態本性體現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近代以來，由于人的主體性的張揚，給自然造成了諸多的破壞，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開始不斷對人類實施報復，并更為深遠地影響和制約著當代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構建。事實證明，人類在地球上的出現和其他物種一樣，都是歷史按照自然規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達爾文進化論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雖然人具有心理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因素，有社會性，從而與自然產生很大區別，但不能把這種區別作絕對化的、抽象的理解。因為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也是生物學的人，人來源于自然、依賴于自然，最終復歸自然，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所以人不可能真正脫離自然界，離開自然界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也必須生存在生態學規律的控制之下。如果把人與自然的區別絕對化,認為人可以脫離自然規律的影響而統治自然和主宰自然的觀點是錯誤的[2]。人、社會和自然構成有機統一整體是不可分割的，把統一的世界區分為自然界和社會只具有相對意義。人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具有生態本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