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島崎藤村與茅盾之間對于浪漫主義的不同解讀

縱觀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浪漫主義文學不僅是中國五四文學獲取西方文學資源的中介，而且它本身直接滋潤了五四文學，為五四文學現代化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美學因子。

1、島崎藤村與浪漫主義

島崎藤村是以浪漫主義詩人的身份蜚聲文壇的，《嫩菜集》是島崎藤村這種浪漫主義精神的典型體現，但是其中也透露出緊貼人生路徑的現世主義的情緒，而且在浪漫主義之外還帶有些許的濃重氣息。在這部作品中，既有以少女為主人公的敘事長詩，也有《高樓》、《暗香》一類的對話短詩。《嫩菜集》是一部歌頌熱情的抒情詩，但它也反映出作者不滿足于僅僅作為一個抒情詩人的那種氣慨[1]。而《嫩菜集》后不久，藤村利用口語體小說《假寐》沿著這一方向進一步進行嘗試，但是成效十分有限，無奈之下最后又不得不回歸到詩歌創作中來。但是較之先前，島崎藤村的作品中投射出了作者對于社會深刻的觀察和體驗，因此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原來的浪漫主義風格趨向于現實主義風格。

2、茅盾與“新浪漫主義”

眾說周知，茅盾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首先提倡了“新浪漫主義”，1919年至1924年間，撰寫了很多涉及“新浪漫主義”的文章。20世紀初，茅盾在《小說新潮欄宣言》一文中，首次明確采用了“新浪漫派”這一理論，他認為這是寫實主義從側重主觀向側重客觀的轉變。其后他又引進翻譯了像英國詩人兼作家葉芝等人的許多當時流行的外國“新派文學”。1920年8、9月，他在《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和《非殺論的文學家》兩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羅曼羅蘭等人的“新理想主義”應該歸于新浪漫主義的旗下，其對“新浪漫主義”由最初的“譯介”也轉為肯定與倡導，并專注于“新浪漫主義”對“新思潮”的推動作用，詮釋著如何“指導人生”。[3]

由此可以看出，茅盾本人對于心里想主義的見地，是以五四時期引入的一些西方概念如人道、博愛等為底色的，這些西方概念也是導致其將所謂的“新理想主義”視為“新浪漫主義”的直接因素。茅盾認為，只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堪稱浪漫主義的代表作[4]。這也可以視為是茅盾的思想源泉。

二、自然主義——島崎藤村與茅

盾文學思想里的最大的交集在日本的近代文學史，島崎藤村的名字總會出現在論述自然主義文學的各種文章和著作中，可以說他的作品開創了日本自然主義的盛世。而作為中國近代自然主義的倡導者之一，矛盾出于對當時中國文壇上的沉積已久的兩大弊病“向壁虛造”和“游戲消遣”的批判和控訴，改弦更張選擇了自然主義陣營，提倡“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開一代文學之風。

1、島崎藤村——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旗手

1899年藤村去小諸義塾任教，轉向散文的創作，其創作手法由浪漫主義轉為現實主義。1906年發表了長篇小說《破戒》，該小說被認為是日本小說史上既能充分反映外部世界具體情況，又能體現自身心理平衡的一部經典之作，甚至有人說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起點就是這部小說。憑借這些傲人的創新成就，藤村確立了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上的代表地位。而后他按照《破戒》中自我告白的路數，連續發表了《春》、《家》、《新生》三個長篇小說。但在這三部小說中，作者的寫作重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以自我的經驗為中心，而拋棄社會性和批判性，踏上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自我坦白小說之路。[5]從某種角度而言，這可以看作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肇始。另外，藤村也對日本“私小說”的產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我們知道，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發展歷史上，有三部對其確立發展和性格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品，被吉田精一稱為是“明治時期內的第一部小說”以及“最早非常明顯地闡明了自然主義文學色彩的作品。”[6]被視為誘發和啟發了田山花袋創作小說《蒲團》和日本“私小說”的源頭，尤其是他自我告白體的小說《新生》，對于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和“私小說”的文體確立和性格的形成，都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2、引進與吸收——茅盾對自然主義的攝取

茅盾的文學思想概括起來，是一種從“新浪漫主義”退回“自然主義”的弧線回歸。1921年下半年之前，茅盾選擇的是傾向“新浪漫主義”，而不贊成自然主義，而從1921年下半年起，茅盾在一些文章中，開始陸續調整對于自然主義文學的看法，其于1921年12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文藝上的自然主義附志》一文就提出：“自然主義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應用已經較為成熟，其在文學方面的地位也已然確定，不用再過多懷疑。”[7]。次年，他又在《小說月報》又展開了圍繞自然主義的系列論戰，借此維護自然主義在文學上的地位。他的名篇《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也是此時誕生的，這標志著這場論戰達到了高潮。縱觀矛盾對于自然主義文學的吸收和提倡，主要是對左拉式“真實與細致”描寫方法的推崇，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一是認為自然主義作家是要立足于科學的求真精神之上的。[8]二是認為自然主義作家應該有客觀理性的態度，同時具有一定的科學認知并遵守這些認知。[9]三是認為自然主義毫不掩飾地描寫符合當時的革命現實。但是，正式因為有了這樣的反復提倡和強調，他的文學思想愈加飽滿，既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又與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有著顯著的不同。

三、島崎藤村與茅盾筆下的“女性觀”

性與文化，像是瓶與酒的關系，也是文學史永恒不變的主題之一。作為日中兩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小說家，藤村和茅盾在性愛描寫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處。“處女崇拜”是島崎文學創作的一條主線，也可以說其作品的最顯著的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于女性的深切關懷和同情。在作者的心目中，一切女人，似乎只有“處女”才是世界上最為高潔和清純的，一旦這些清純的處女遭受了戀愛或者婚姻，那么他們在作者的心目中便失去了“純潔”。而這種幾近變態的“處女崇拜”，另一方面，日本著名作家北村透谷對于島崎的女性觀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北村透谷強調“女性之上”，而島崎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念，將其升格為幾近狂熱的“處女崇拜”。而正如茅盾的筆名一樣——茅盾的文學思想上充滿著“矛盾”，既有“新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矛盾，也有小說審美特征的矛盾。作為現代文化的先驅和左翼作家的中堅，他的小說作品中卻充滿了許多描寫性愛的情節，注重關注兩性的沖突，似乎與他的革命意識有所背離。但是我們從他描寫性愛的小說里，卻收獲了一系列成功的時代女性形象。例如，孫舞陽、章秋柳這樣個性分明、敢愛敢恨的“復仇式”女性，也有像桂奶奶等這樣的極具女性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按照茅盾的看法，這些女性都是剛毅勇敢、超乎常人的。一直以來，研究茅盾文學思想的人都有“一套標準”，那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作家的固定思維模式來衡量和解釋茅盾的小說。因此有很多人認為茅盾作品中關于靈與肉的描寫實乃作者的敗筆。但是如果跳出這套標準的圈子來看，正因為這些靈與肉的描寫，使得人物形象生動而真實，這些人物往往是那個時代最先沖破理性和傳統的“先行者”，她們的充滿感性與真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茅盾的作品之所以今天仍然被奉為經典，是由其作品的生命力決定的。而他作品的生命力，恰好就是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她們鮮明的個性特征、復雜的內心活動以及漂亮的外表，總讓人難以忘懷。在同時代作家中，茅盾的兩性觀最為開放，甚至較性開發的日本文學還有所進步。他在文學創作力，超越了性別的局限，主張站在女性的角度看問題，甚至具有一定女權主義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