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的中國文學幾經風雨，幾多沉浮。回眸這百年歷程，從世紀初的近代文學、“五四”新文學，到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從建國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到世紀之交的文學，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現代、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藝思潮層出不窮，交相輝映，留下了大筆寶貴的文學財富。在這中間，現實主義幾乎一直占據了文壇主流從而左右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這與現實主義本質與特性、２０世紀中國社會狀況、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等各方面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前提：文學形式的變革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二者缺一不可。外在的表現形式因內容的需要而定，作品內容通過恰當的形式能夠得以充分的表現。如何將二者完美結合是作家將構思斥之于文本時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也是文學作品成與敗的關鍵所在。不同思潮的形成與發展以創作方法的成熟與完善為軌跡，而不同的創作方法必在實踐過程中選取一種能夠最有力地表現作品內容的形式作為依托，形成最具各自風格特色的發展主體（這其中自然存在著交叉與融合，尤其在２０世紀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出現以后更是如此。本文所指即最基本的充分展現創作傾向和手法的文學形式）。現實主義則是以敘事文本作為其外在表現形式的。

從文學思潮的角度看，現實主義作為創作方法最早產生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當時有卜加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等小說以及莎士比亞戲劇等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品問世。這些作品用敘事的方式，以生動的語言和形象揭示了當時種種社會矛盾現實，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擺脫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學束縛的要求。可見，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其形成之初便是以敘事文體為表現樣式的，到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都是以長篇小說為代表的。大批作家冷靜地觀察生活，在作品中真實地反映生活，形成一股世界性的現實主義浪潮。

而歷史上向來以詩歌為本位的中國文學，盡管在《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諸多優秀的古典作品中都保留了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但作為故事性文學，其敘事形式不符合傳統的文學審美觀與價值觀，因而被長久地排斥在主流文學之外。近代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轉向，梁啟超等人發起“小說界革命”，敘事文學被抬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晚清文壇出現了與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潮流相一致的“四大譴責小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小說取代詩文的正統地位，最終為現實主義占據文壇主流掃清了障礙。這次文學形式的轉變是現實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２０世紀文學主流的重要前提，它使現實主義日后在中國文壇主流態勢的發展成為可能，為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有利的工具，為大量現實主義作品的產生在形式上做好了必要準備。從這以后，中國文學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敘事文學得以前所未有的繁榮。不同時期的小說創作基本上都以現實主義作品為主體和代表，取得了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在現代有人們早已熟知的《阿Ｑ正傳》（魯迅）、《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駱駝祥子》（老舍）等等，建國后如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等長篇以及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諶容的《人到中年》、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等大量優秀的中短篇作品。

當然，形式的改變是前提并不是說用形式決定內容或形式先導。盡管從表面看來是先有了理論才產生了創作，中國２０世紀主流文學的形態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用文學革命的方式扭轉過來的，但這是由于當時文學作品要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與舊有的文學形式不相適應所產生的劇烈沖突和矛盾所引起的，是文學創作內容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轉換所決定的，絕不是空穴來風。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驅們以高瞻遠矚的姿態大膽地推進文學的發展進程，從而順應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遵循了形式必須與內容相統一的客觀規律。因而，這次形式的改變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轉型絕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現實主義主流地位的形成所產生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

根本原因：本質的真實性

２０世紀的中國文學并非只有現實主義文學獨領風騷：“五四”時期新文學創作中浪漫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就可謂平分秋色，郭沫若浪漫主義詩歌《女神》的磅礴氣勢、恢宏想象恐怕至今無人能敵；而現代主義曾在現、當代兩進中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現實主義在與二者的對立、斗爭、磨合中始終占據了主導，這與現實主義的本質密切相關。

從２０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就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科學的精神在于客觀、求真，反映在文學創作上也是要求真實地再現生活。“因為求真，因為重客觀的描寫，故眼睛里看見的是怎樣一個樣子，就怎樣寫。又因為尊重個性，所以大家覺得東西盡是特別，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會，就不說。心里怎樣想，口里就怎樣說。老老實實，不可欺人。”①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對社會生活的主觀反映，它與人類社會有著緊密聯系。而所謂現實主義，就是要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能動地干預現實生活。②

現實主義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緣于現實主義本質的真實性。筆者認為高爾泰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分析比較可取，他認為“文學的真實性，是指作品的內容、情節是否與客觀真實相符合，以及作品的價值取向是否與時代進步的需要相一致。”③這正道出了現實主義的意義所在：它關注當時當下人的生存狀況、社會關系、歷史發展動向，它的真實性使它具有了革命性、戰斗性、先進性和深刻性。２０世紀的中國面臨反帝反封建、抗日解放、建立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國計民生問題，決定了作為社會精神產物的文學單純發揮認知、教化、娛樂的功能是無法適應時代需要的。因此中國文學在２０世紀先后肩負了啟蒙、救亡、革命、宣傳、階級斗爭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在不斷擺脫愚昧、落后，追求進步、文明的時代大環境中，現實主義文學以其特有的審美個性與社會進程形成了最有力的合拍。現實主義作家時時處處觀照現實社會境況，使現實主義文學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促進了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在“五四”前后，魯迅及文研會的現實主義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瞞與騙”進行了嚴厲批判，在作品中提出了改造國民性以及有關人生要義的諸多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積極地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革命。在當代新時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都市文學等大批題材不同、風格各異的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使中國人民在剛剛走出文革的陰影之際，得到情感上的撫慰，并在理性的反思中重新鼓起勇氣并滿懷希望，開始熱情地投入到現代化的建設當中來。所以，現實主義主流是社會潮流發展的需要，是中國歷史進程的選擇，而現實主義的本質特征即反映社會現實的真實性，尤其是其自然生發的變革進步的價值取向是其占據主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