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波士頓肯尼迪圖書館中收藏的厄內斯特•海明威手稿和書信對公眾開放以來，許多學者從海明威的這些最新資料中又發掘出許多新的內涵。同時，海明威研究的專家們也從各種新的角度對海明威不同時期的作品進行新的解讀，并有了很多新的發現，其中之一就是海明威似乎被一種難以解釋的矛盾情結所困擾。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貫穿于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種無處不在的矛盾也附著于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迷惘的一代”的杰出代表海明威身上。確切地說，海明威集多重矛盾于一體，完美地詮釋了“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這一說法。該文即通過文本解讀與語篇分析，試圖揭開海明威身上的矛盾情結，使讀者能夠更好、更透徹地了解海明威這位一代文豪。

1精神方面

海明威具有多重矛盾情結，然而令人印象最深刻、最難以理解的仍是他在精神方面展現的矛盾。歷來，海明威最受人推崇的就是“硬漢”精神，那種不達目的死不罷休的毅力，那種“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給打敗”的堅持。[1]海明威曾經充滿激情地塑造了許多“硬漢”形象，有軍人、斗牛士、拳擊手和漁民等，這些形象都“以榮譽、勇氣、騎士精神和誠實為生存法規，擁有抵抗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和尊嚴，并且不會在被打敗時抱怨”。[2]在這些角色身上都凸顯了“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無所畏懼、豪氣沖天、不怕犧牲、視死如歸”[3]等令人崇敬的精神品質。然而，海明威的作品很多時候都是相互矛盾的，也許前一刻還在通過所塑造的角色宣揚要抗掙，要堅持，下一刻卻又舉起了白旗，屈服于他人。在短篇小說《老人與海》中，老人為了捕到大魚，孤身赴遠海打漁。蒼茫的大海上，只有一葉孤舟，龐大的對手，遲暮的老人，這一切無不彰顯了老人的勇氣與毅力。在與馬林魚遭遇后，老人堅持纏斗了三天三夜，喪失了一切武器之后，仍僅憑自己的執著，最終戰勝了馬林魚。然而，在馬林魚被鯊魚吞噬得只剩一具骨架之后，老人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反復念叨著自己“出海太遠了”，間接地承認了自己的徹底失敗。一向宣稱“可以被毀滅，不能被打敗”的圣地亞哥雖然沒有被毀滅，但卻真真正正地被打敗了。海明威在精神上的矛盾更多之時表現在他對人性的脆弱的描寫中。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在精神崩潰之時選擇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的鏡頭。在《印第安營地》中，一個印第安產婦費了三天兩夜時間才平安生下了孩子。小主人公尼克剛剛看到了一個新生命在鮮血淋漓中掙扎著來到了人世，感受到了生命的強大和精神的力量。然而，轉眼又看到了產婦的丈夫因為不堪忍受妻子生產時的慘叫而割喉自殺，激起了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生命的脆弱的思考。他向父親亦是向自己發問，“他干嗎要自殺？”“自殺的男人是不是很多呢？”自殺的“女人呢？多不多？”“死難不難？”。[4]新生與死亡永遠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一個年幼的孩子在一天之中親身經歷了這樣一對血淋淋的矛盾，這種經歷將會會影響著他的一生，但其實也正體現出了作者本人在生存還是死亡這個問題上的糾結。換句話說，這些作品中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因為海明威本人在精神上的矛盾造成的。在《流動的圣宴》中海明威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你將在秋天感傷。當葉子從樹上不斷地掉落，枝杈光禿禿的瑟縮在凜冽的寒風中，而殘冬的陽光不再使人感到溫暖時，你將年復一年地老去。但你知道，春天將會到來，就好像冰封的河流，解凍后還會再流動一樣。寒風無情的刮著，春天被扼殺了，這情形就好比一個年輕人無緣無故地死去。”[5]不難看出，海明威非常熱愛生命，對人生抱著美好的希望，期盼春天的到來。然而，他的“硬漢”精神以及對生命的期待又無法掩蓋他的脆弱和對人生的失望，擔心春天會被扼殺，如同年輕人英年早逝，因此一直在矛盾中彷徨。他曾多次與傳記作家貝克討論過死亡，他強調自己非常熱愛生活，“活著，則勇敢地活下去”[6]，但又似乎非常贊同尼采的觀點：“適時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巔者最光榮”，認為“死自有一種美”。[7]正是這種精神上的矛盾催化了海明威的死亡，1961年，這位曾經嘲笑過父親的自殺的偉大作家，也在愛達荷州凱查姆的家中身自己扣動了扳機。他以這種他所認為的“最懦弱”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位硬氣了一輩子的硬漢所選擇的生命終結方式。這種對待生命的矛盾態度，不得不叫人懷疑，海明威究竟是一個無畏生死的勇者，還是一個懼怕苦痛的懦夫，又或者根本是一個披著“硬漢”外衣的懦夫。

2生態矛盾

矛盾是永恒的，無可避免的。海明威的矛盾情結還包括了他對自然的態度。在很多作品中，海明威都流露出了互為矛盾的生態思想。他一方面認為人應該親近自然，回歸自然，譴責人類對自然的肆意破壞行徑；另一方面，他又高舉征服自然、掌控自然的旗幟，肆無忌憚地捕殺自然之物。海明威的作品總在傳達著一種回歸自然的理念。無論是乞力馬扎羅山上的皚皚白雪，還是非洲那連綿不絕的青山，無論是《老人與海》中那寧靜詭譎的大海，還是《戰地鐘聲》里那郁郁蔥蔥的山林，在海明威的筆下，這些自然風景總是那么艷麗多姿、美幻美倫，吸引著人類回歸自然、融入自然。而人類或是厭倦了世俗的紛爭，或是飽受了戰爭的創傷，迫切地需要遠離世俗、療傷靜養。于是，大自然作為法國作家莫阿羅所說的最廣闊、最仁慈的避難所，總是無私地敞開著懷抱，接納人類的回歸。因此，《大雙心河》中尼克在戰后回到了幽靜的大雙心河畔，《永別了，武器》中亨利也在妻子凱瑟琳死后也隱退山林。這些，其實都寄托著海明威本人回歸自然的夢想。正如弗萊明所說，“再沒有比海明威更貼近自然的人了”[8]，海明威的一生都流連于自然美景中，瓦隆湖的溫德米爾農場、伊諾斯州的大草原、密執安的鐵杉林、太陽谷、古巴的灣流、美國西部的落基山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跡。在自然界內釣魚、打獵、滑雪是海明威最喜愛的運動，也賦予了他無限靈感，給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然而，海明威對待自然的態度也是十分矛盾的，在渴望接近自然的同時對待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態度卻有悖于生態倫理觀。史懷哲說過，“維護生命，珍惜生命是善的，毀滅生命或妨礙生命是惡的”。[9]海明威對待生命的態度卻完全不同。在他的作品，尤其是以漁獵為題材的作品從某種角度來說，展現的都是人類對動物界的暴行。在《一個非洲的故事》中，那頭有著“尊貴威嚴的氣概”和“堂堂的風度”的大象，在小戴維的父親和其他獵人的槍口下，化為了“皺癟癟的一大堆皮肉”。[10]在這些人的眼中，動植物只有工具價值，并不具備其本身的價值，所以僅僅為了獲得象牙，人類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把槍口對準了大象。不僅如此，海明威本人也以血腥獵殺自然界的動物為樂。1933年，海明威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前往非洲打獵，在狩獵期間他一共打死了“3頭獅子，1頭野牛，還有27只其他動物”。[11]非洲之行結束之后，他還真實地記述了這段經歷，并寫成了非虛構小說《非洲的青山》。在這本小說中，海明威描寫了打獵時的感受：“我并不在乎殺死任何東西，任何動物，只要殺得干凈利落，反正它們早晚都得死，而對于一直在進行夜間捕殺和季節性捕殺，我的參與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沒有絲毫的負疚感。”[12]由此可見，海明威從來沒有認為動物與人類享有同等地位，他所奉行的是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地獵殺動物，人類可以征服和控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