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發生、發展、傳承與流變，都與其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條件、各種文化間的互相交流影響及本民族或地域民眾獨特的心理素質等緊密相關。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民族民間美術產生的重要因素，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美術也不例外。《漢書•地理志》有云：“凡民稟五常之勝，而有剛柔緩急，聲有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清欲，故謂之俗。”而民間美術的形成同習俗一樣受環境影響。但是，人的主體能動性又使人類能超越自然及人自身的制約，從而使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在自然的規約下，又突破了其樊籬。

人總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馬克思語），其造物藝術活動的物質技術手段是對自然生態資源和環境的利用和開發，這體現出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統一及兩者的關系。我國的古籍中，多有這方面的論述，如《考工記》大量論述了加工過程中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的統一，強調工藝制作技術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天工開物》也記錄了大量工藝技術的相關內容，并廣泛涉及了造物與自然的關系，即“天然界靠人工技巧開發出有用之物”，表達出人的技術對自然的開發以及人類與自然生態的和諧關系，強調了物質技術與自然界，即人與自然界的對立統一關系。這也要求人們對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僅要有一定的認識，并能因材施藝，配合默契，發揮物質技術的性能。“民間造物藝術經過選材加工，當造物一經產生，在人與物的關系中，物并非是遠離人的客觀存在，而同樣是有生命的、人性化的，物性與人性之間是親近、和諧的，反映出人與物之間的倫理關系。”[1（]p135）烏江流域從史前的“觀音洞人“”桐梓人”的石器、骨器，夜郎時期的“套頭葬”到后來各個時期的民間工藝、商賈會館、民居建筑、居室陳設等，均講究天時、地理、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則，把自然生態與人工技術融為一體，反映出該地區廣大工匠對造物原則的深刻體驗和把握，體現出中國古人素來講究應天之時，承地之氣，主張人與自然的溝通融合的藝術思想。概括地講，這種藝術樣式的生態環境有自然、社會等幾個方面。

一、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是存在于人類社會周圍的自然界，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質及其能量的總體，是人類周圍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諸如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種自然地理空間以及各種自然資源的系統與循環。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適宜的空間和各種資源，它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也是人類認識和開發的首要資源。自然環境決定著人類各種生產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進而成為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經濟文化類型和民風民俗深化發展的前提。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對藝術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從民間美術創作的角度看，山川河流、雷雨閃電等并沒有直接與作品發生聯系，但是一旦具有審美能力的人把自然賦予他的一切靈感、觀念訴諸于作品，或者擷取自然材料進行加工制作，自然界就將自身與藝術的關系通過人的思維和審美過程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

烏江流域，包括今天黔、滇、渝、鄂三省一市中的12個地區55個縣市轄區，流域面積近8.8萬平方千米。流域有以苗、布依、土家、彝等為代表的40多個少數民族，總人口超過2000萬，其中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15%。烏江流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自然環境，盛產葛、麻、毛、棉、絲、蜂蠟、藍靛、石灰、丹砂、生漆和各種木材等物質資源，為烏江流域民族民間編織、刺繡、蠟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藝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人們種植和采取野生的木棉、葛麻、苧麻、茅花等植物纖維編織成葛布、斑布、大口?、布袍等為生活所用。據《華陽國志•巴志》載，這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蠶桑麻苧……皆納貢之”。史料還記載了巴人向秦王朝每年納“?布”為賦稅。此后的三國時期，諸葛亮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決策的指導下，于223年率蜀兵入南平亂，不斷“移民實邊”，并把蜀錦及其紡織技術傳到西南少數民族各地，在那里以本地盛產藍靛為染色原料。明清時期，烏江流域各個地區先后大量栽桑養蠶，種棉織錦。據嘉靖時《思南府志》記載，明朝中葉大量川湖流民涌至此，“地產棉花，種之獲利，土人且效其所為，菽粟而藝棉”。而后清政府行“立法勸民紡織”政策，該地區出現了“機杼遍野”的盛況。清代乾嘉時期，安順府城棉織極盛，“郡民皆以此為業，城北尤甚”，所產布名“順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椒花布、棉絨等，所織布匹均為當地人民服飾用。蠟染工藝是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的一大“絕技”，它以當地所產的藍靛為染料，用銅板作模，或以銅刀醮蠟在布料上繪花，放之于染缸，布既受染，則煮布以去蠟，所繪花紋現之眼前。蠟染工藝至今能夠在該地區得以傳承和發展，其主要原因就是烏江流域的地理環境提供了蠟染的原料———棉花、蜂蠟、藍靛，以及用木料制作的紡車、織布機、染缸等輔助設備。這使這項工藝得到了充分的物質保證。

自然環境也給民間美術提供了豐富的表現題材，使之極富生活氣息、地域特色和山鄉風格。烏江流域各民族長期生活在深溪絕谷、崇山峻嶺和禽獸繁殖的自然環境里，遠古時代就以狩獵、農耕為主要生產生活內容，這必然使人們對這些生產對象產生深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也在題材上表現了出來。烏江流域各民族根據實用功能的需求，結合生產活動中獲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喜鵲、鴛鴦、仙鶴、蝙蝠、馬、羊、牛、猴、狗、雞、魚等鳥獸蟲魚形象，運用到民族服飾、剪紙、刺繡、蠟染、石雕、木雕以及民間建筑裝飾等各種民間工藝中去。我們常見的表現自然界中禽鳥走獸的題材圖案有“猴手”“虎爪花”“雞冠花”“蝴蝶花”“野雞尾”“豬腳跡”“蜘蛛花”“蠶龍”“魚龍”“梅花鹿足跡”“喜鵲鬧梅”“雙鳳朝陽”“蝴蝶戲花”等，就是表現。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審美能力的不斷提高，不但與社會功利價值有聯系的對象成為人們常常表現的題材，而且那些與他們物質生活沒有直接聯系的植物也被納入了藝人們的審美意識中來，如有“藤條花”“蕨葉花”“麥穗條”等圖案紋樣；還有直接源于本民族生活的，以人物造型為主，兼及日月、山川、建筑等，加以組合，設計成不同形狀和規格尺寸的“蕨蛙草木圖”“眾人迎親”“春耕圖”“馴象（牛、虎等）圖”“姜央射日月”等紋樣，賦予圖案紋樣以新的視覺形象和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