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無論怎樣高度發展，改變“民以食為天”、“食以地為先”和“萬物土中生”的古訓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國耕地在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農業自然資源高效利用中的地位不可取代。在當前耕地不斷減少，而要求耕地產出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保護耕地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生命線”已經不是口號，而是非常現實的需求。同時，在全國建設用地迅猛擴張、西部地區實施生態退耕、東部地區耕地季節性撂荒或隱形撂荒加劇的背景下，西部地區的耕地合理利用和保護顯得至關重要。西部地區生態與環境脆弱，不適宜大規模開發耕地而作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但根據土地的適宜性，優質和中等質量的耕地需要得到應有的保護，以滿足當地人們的需求和生產特色產品的需要。西部耕地保護主要涉及：避免建設用地占用優質耕地，保護耕地的綜合生產能力；促進低質量或邊際耕地的生態退耕，避免復墾，建立優質耕地的生態屏障；控制化肥、農藥、地膜、農用柴油等農資投入量，防止農業面源污染風險的加劇，使生態退耕的積極作用得到鞏固和發展。

西部地區耕地保護面臨主要壓力

建設用地擴展，占用優質耕地

我國的耕地狀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為：人均耕地少，質量不高，后備資源不足；更為嚴重的是耕地減少速度驚人。1996年我國耕地面積為1.301億hm2，2008年全國耕地面積為1.217億hm2，距離1.2億hm2的“紅線”又逼近了一步。然而在我國現有耕地中，高產田僅占28%，中產田40%，低產田為32%；我國耕地后備資源量僅為0.075億hm2。與耕地資源不足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我國驚人的耕地減少速度。“十五”期間我國共計減少耕地0.075億hm2，其中生態退耕0.054億hm2，占71%，成為造成耕地減少的主要因素。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的現象日漸突出，已經成為基本農田保護的最大障礙。可見，“保護耕地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生命線”已不是口號，而是非常現實的需求。在全國范圍建設用地迅猛擴張、東部地區耕地季節性撂荒或隱形撂荒加劇的背景下，種植業發展的“北上西進”趨勢明顯。然而受生態地理條件的制約，西部地區優質耕地的分布區也正好是適宜于人類居住和建設用地擴展的分布區。根據談明洪等[1]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全國145個大中城市的建設用地擴張中,有70.0%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來自耕地,耕地占用比例很大；東部地區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占用耕地的比例最低為69.0%,中部地區為72.0%,西部地區最高,為80.9%,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近11個百分點。現階段，國家對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明顯，政府加大了投資力度，用以改變西部投資環境，以促進西部經濟發展，因此，西部正處于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期，其對耕地占用數量的影響極其顯著[2]。如張掖綠洲1998—2007年耕地和建設用地變化驅動力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因子對耕地面積變化起負向驅動作用，而對建設用地面積變化起正向驅動作用[3]。受土地利用比較效益的影響，現階段和將來，西部地區建設用地的擴展也是必然的趨勢。目前在西部的城鎮化過程中，同樣存在為了追求政績，盲目亂鋪攤子，擴大建設用地規模的現象，但很少顧及地方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對優質農田的危害以及對城鎮化的實際需求，更不從內涵方面重視城鎮化質量的提高[4]。大中型城市的擴展有目共睹，而有的地方發展小城鎮，可能僅僅是行政區級別的升格和簡單的名稱替換，而沒有產業經濟的實際支撐，最后形成了“形象”城鎮或“空殼”城鎮[4]。這樣的城鎮，即使建成也難以對周圍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應有的拉動作用，反而會成為周邊地區的負擔。攤餅式的建設用地擴展模式，使已有的建設用地使用效率低下，浪費和閑置比較嚴重，同時城市污染也不可避免地嚴重影響周邊耕地，以另外一種方式影響基本農田的保護。從遙感影像上可以清楚地發現較大規模建設用地占有耕地的現象。從筆者的實地調查中發現，小規模的、分散的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的現象也相當普遍，其隱蔽性較強，但其總體吞噬耕地的能力已不容低估。劣質耕地增加，加劇生態退化風險

在計劃經濟年代，隨著社會變化和人口急劇增長，糧食安全是政府的第一目標，這使得開墾耕地愈演愈烈。雖然政府也意識到耕地擴展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但迫于人口和糧食壓力，生態目標只得退居其次。改革開放之初，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結果是使我國的生態問題日趨明顯，生態影響生存的現實問題亟待解決。特別是1998年特大洪災和2000年以來沙塵暴等嚴重生態問題的警鐘，加上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糧食雖結構性短缺但總量過剩急需干預，農村溫飽基本解決但農民增收迫切，農村產業結構亟待調整，加入WTO面臨新的挑戰等等，都成為政府推行生態退耕的經濟和生態動因[5]。生態退耕自1999年開始試點，2002年全面啟動，實施范圍涉及25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3200多萬農戶、1.24億農民。

西部生態退耕的生態效益是明顯的，但近幾年西部地區農作物播種面積有波動增加的趨勢，生態退化的風險增加。根據西部地區12個省（市）的統計資料[6-7]，農作物播種面積相對量、受災面積相對量和成災面積相對量（以1993年的數據為基準數1，其他年份的數據除以1993年的實際數據得到系列相對數據）的變化顯示（圖1）：生態退耕前期的1999—2003年播種面積有所下降，但生態退耕后期的2004-2009年播種面積有波動增加，說明生態退耕的持續性面臨挑戰；受災面積相對量和成災面積相對量波動幅度較大，說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注重農作物優良品種的選擇、增強農作物抗災防災能力至關重要；隨著播種面積的波動增加，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總體反映出也有波動增加的趨勢。如果播種面積的增加不是主要源于復種指數的增加，其來源必然是低質量的土地，而這對西部地區的生態恢復和優質耕地的保護是極為不利的。

農資投入增加，加劇農業面源污染風險

我國的建設用地迅猛擴展，東部地區耕地的季節性撂荒或隱形撂荒嚴重，加上西部地區的生態退耕等因素，致使我國的耕地面積不斷減少，而人口的剛性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耕地單產的持續增加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這樣，對原有耕地和新增耕地的農業物資投入越來越多。增加農業物資的投入，為解決人們溫飽和增加農業收入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沒有合理投入標準的限制下，過量的農資投入會使土壤質量下降，農產品的質量下滑，并通過地下水對環境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別是在生態脆弱的西部地區，生態退耕的實施、建設用地增加、農業結構調整和自然災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均使耕地面積的減少非常明顯；同時，農業生產是當地農民重要的生活和收入來源，為增加農業收入，一方面是通過各種渠道增加耕地面積（如進行土地整理、開荒種植）或農作物播種面積（如增加地膜覆蓋，提高復種指數），另一方面是增加對耕地的物資投入。農資投入絕對量隨年份的簡單回歸方程（表1）可以看出，農資投入絕對量增長斜率大小排序：化肥>柴油>農膜>農藥。但根據統計資料[6-7]繪制的圖2顯示，相對于研究起始年1993年，農資投入相對量增長的大小排序為：農膜>農藥>化肥>柴油。可見，1993—2009年西部地區各種農資投入都在增長，其中農膜和農藥的危害不能低估。根據高懷友等[8]的研究，西部地區的農膜使用量從1996年開始超過東部地區。進一步分析圖2可以看出，生態退耕初期的1999—2003年，農資投入相對量的增長并不明顯，但生態退耕后期的2004—2009年，農資投入相對量的增長明顯，特別是農膜、農藥和柴油在2007年后增長顯著，其危害不容低估。